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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满天飞,一场集体社交狂欢怎么形成

2016-2-22 07:18:23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龚丹韵 选稿:方翔

原标题: 红包满天飞,一场集体社交狂欢是怎么形成的


   刚过去的猴年春节,全国人民的一大娱乐活动就是抢红包。
  除夕当日微信红包的参与人数达到4.2亿,收发红包总量达80.8亿个,是羊年除夕的8倍。此外,支付宝红包总额达8亿元;百度钱包福袋被开启112亿次;微博平台红包总价值超过10亿元……九成的城市手机用户都参与了“抢发”互联网红包。
  抢红包之余,人们也不免困惑,当传统年俗渐渐淡出现代人的记忆,为什么互联网平台的红包新年俗却能逆势而起,节节攀高,甚至成为春节的集体狂欢?其中有年俗的原因,但年俗之外的社会心理,值得玩味。

  抢红包,你是哪一型

  付出型 发得多抢得少
  保守型 抢到了才发
  领导型 在群里时不时弄个红包调动气氛
  努力型 会讨红包,抢到会感谢,奋战第一线
  实干型 从来不说话,有红包就抢大气型 收到小红包,一定要发个大红包
  洒脱型 看到红包也不抢,收到红包也不领

  搭上互联网
  年味变没变

  “60后”郑土有是一位民俗学专家,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春节期间,他同样参与了微信发红包。比如,家里的几位晚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他见面,身为长辈的郑土有通过微信,给他们分别点对点发了红包。
  这种红包,无需争抢,显然和传统红包没有太大区别。使用中,郑土有为微信的便捷“点赞”,同时,他也不认为网上发红包的年俗变了味。
  红包年俗,网上盛传最早出自汉代,又称“压祟钱”。郑土有则说,最早的红包何时出现,其实已经很难考证,但有一点网友是对的,早期的红包用的不是流通钱币。每到春节,大人希望小孩健康成长,新一年平平安安,给的东西,多是传说可以“辟邪”的用品。
  大约明代以后,渐渐地有的人家开始改用钱包红包。习俗的演变始于民间自发,并没有统一行为,可能也有小孩拿到的依然不是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从明代开始,并非偶然。因为明代中国,工商业发达,逐渐进入商品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显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或许觉得给钱更好。
  “民俗本来就是随社会发展而演变的,不能把它看成固定不变的死物。”郑土有说。
  古代春节,还有一个与当代不同的大背景——古代中国是宗族社会,以家族为重要的伦理中心。每到春节,晚辈给长辈磕个头,长辈给晚辈发个红包,体现了双方“慈孝”的伦理。晚辈磕头是孝,长辈发红包是慈,这种年俗,是我们巩固家族情感、维系家族伦理制度的一个重要仪式。
  而到了当代,宗族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今天,不需要晚辈磕头,长辈也很乐意给个红包。其心情更像是逢年过节给孩子买礼物,博他们一笑,表达祝福。所以,传统红包的内涵,已经难以完全固守。而互联网,则让红包扩展到了平辈之间、同事之间,这种演变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和当代社会的结构。
  郑土有认为,互联网红包也继承了一部分年俗。希望来年红红火火,吉祥如意;平辈之间互相拜年,表达祝福。通过互联网红包,这种心理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模式。
  中国传统民俗一直比较内敛,以家庭为主。而时代的车轮滚动向前,搭上互联网列车的红包则变得开放,范围从家庭扩大到了外围的亲朋好友。春节所寄托的喜庆、快乐、祝福,依然能通过互联网红包延续。它的走红,既包裹着传统年俗,又迎合了当代生活。

  “一分钱也是爱”
  图的究竟是啥

  咻咻咻、唰唰唰,在这样的背景声中,人们举着酸痛的手,陷入一轮轮红包大战。有段子手写道:“锄禾日当午,不如抢钱苦。对着‘爱疯六’,一抢一上午。抢完了上午,还要抢下午。问你抢多少,总共两块五。一查流量费,超过二百五!”
  其实,拼手气红包早已有之。据说,广东人过去称之为“逗利是”,到了春节,没结婚的可以向结婚的人要红包。红包面额有大有小,究竟拿到多少,只有拆开来才知道。春节时新人结婚,为了答谢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也会拿出一堆早已备好的红包,任凭客人们捡,红包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全看捡的人运气如何。为了几元钱,大家满屋子抢得发疯,玩法几乎和现在的微信手气红包如出一辙。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抢完之后,人们也不免自问:“一分钱也是爱”,究竟图什么呢?快乐。那为什么抢红包时,人会感到如此快乐?
  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宣朝庆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它类似于赌徒心理。他戏称为“以机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再分配”。人从本能上讲,倾向于以最简单的方式获取最好的生活资料,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比如买彩票,花两元钱,可能获得巨额的回报,只不过概率比较低,一旦失败,则损失两元钱。而抢红包仿佛没有损失,给人一种“零投入也有大回报”的错觉。尽管冷静下来就会发现,抢红包还是需要付出的,比如付出你的时间和网络流量,然而人在快乐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这些“间接成本”。人们还希望能正大光明,从别人那儿分得一点财富,得到一点点小便宜。
  也有心理学者分析,赌一赌、抢一抢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得到了金钱上的奖励,还有肾上腺素释放引发的激动、紧张、眩晕等“生理奖励”,周围看客的祝贺、羡慕、围观,还能产生自我膨胀的“精神奖励”,种种奖励累加起来,最终指向一个感受,那就是快乐。
  “游戏说”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玩游戏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和演练着生活的各种可能。比如抢红包游戏,我们体验到“不付出,也能收获惊喜”,当然特别高兴。这种体验里,游戏的赢面不值一提,几元几角都没关系,但游戏背后的意义却并不小,它意味着“天上掉馅饼”,意味着我们遇到了现实中很少出现的一种好情境,于是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流连忘返。
  人的行为很多时候难以自控,容易做出一些应激反应。而现代文明,似乎又在加剧这种应激。市场的冷漠、职场的优胜劣汰、社会分工的压力等等,让现实越发强调人与人的竞争,强调适者生存。尤其是当代人,生活节奏很快,各种负担纷至沓来,有对生活的不满,有对前途的迷茫,有对未来的不安……这些都是人们主观世界里的痛点,希望通过奋斗去改变。然而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现实有时令人失望,令人隐隐作痛。对比之下,在红包的世界里,人们忽然能够体验一把“天上掉馅饼”、“不努力也有好结果”的际遇,当然会倍感愉悦,以至于想反复重温这样的愉悦,反复遇到这样的“馅饼”。
  抢红包,抢的不只是钱,更是一种现实难得的好际遇,也是短暂地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自我。

  发的比抢的多
  为何乐此不疲

  “发出红包4020元,收到红包913.2元”,这是一张微信红包账单,典型的“入不敷出”,但显然账单的主人乐在其中,才会把它晒出来。
  如果仔细盘点,群里爱发红包的总是那么几位,他们往往发的远比抢的多,图什么呢?宣朝庆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字:博取感情,建立权威。
  宣朝庆认为,发红包往往是在一个群体围观下的行为,不同于年俗中的礼尚往来。传统年俗中的红包或礼物,更多是一种回馈,来而不往非礼也,体现的是熟人间的回报。
  而微信群里的红包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发红包,可以迅速建立他在朋友圈的名声,在微信群中脱颖而出。这是微信红包不止于传统年俗的特别功能,比如一些工作性质的大群,动辄上百人,许多群友互相并不认识。在这样的群里,有威信的人,要么平常爱说话,要么爱发红包。这是群中建立话语权的不二法门。
  现实中,人群的分层可以根据权力、财富、地位、声望等等。曾经在互联网上,大家以为这一切都被抹平了,人人可以发言,不分阶层不分群体。然而发红包这个行为,又让微信群开始继续现实中的分层,如何获得地位、声望,如何彰显财富或者自己的慷慨,如何凸显话语权,都能在发红包这个行为中显露出端倪。
  发红包的人,或许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而发,只是潜意识里感到,它能让自己收获不同于抢红包的快乐。最直观的一点是发完后,抢到红包的群友们蜂拥而至表达感谢,“感谢堆成楼”,而没有抢到的则呼天抢地,希望再给个机会,这种情感互动现实中还是很少有的。于是在收获“一沓感谢”的过程中,身份感、权威感、优越感、满足感、价值感,渐渐涌上心头,让人倍感快乐。这背后,涉及的是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处世之道。
  其实,很多人已经点破,为什么互联网红包的赢家总是微信而非其他——因为红包是一个“社交行为”,它维系着一个群里的各种社交规则。一个红包砸下,激荡起一圈圈群体行为的涟漪。
  有网友从抢红包的不同表现中,概括出几种人的性格。发得多抢得少,属于“付出型”;抢到了才发,属于“保守型”;群里时不时弄个小红包调动气氛,属于“领导型”;会讨红包,抢到会感谢,奋战第一线,属于“努力型”;从来不说话,有红包就抢,属于“实干型”;收到小红包,一定要发个大红包,属于“大气型”;看到红包也不抢,收到红包也不领,属于“洒脱型”。从来只进不出,属于“吝啬型”。宣朝庆认为,从社交而不单是祝福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红包的火热。

  什么事都用红包解决
  万用药是怎么炼成的

  如今,红包几乎成了微信群社交的“万用良药”。
  有网友这样总结:进群发红包,退群发红包;求转发点赞发红包; 冒犯了人发道歉包;两人吵架,旁观者可以发个调解包;退群再入,发个重现江湖包;红包抢得不均匀,手气王就要发个返利包……在整个群里,红包随时随地都能现身说法,简直无孔不入。
  腾讯旗下的互联网产业趋势研究、案例与数据分析专业机构“企鹅智酷”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红包”大数据报告》 也表明——红包正在日常化。报告指出,逢年过节是发红包的高潮,但有3/4的用户在非节假日也使用互联网红包。为了庆祝节日发红包的人占29.1%,而为了调节气氛发红包的人达到56.8%,后者竟然比前者还要多。
  据说还有这样一批“红包党”,他们信奉两句话:一是“能用红包解决的事情,就不必说话”,二是“如果一个红包解决不了的,就用两个红包解决”。红包几乎成为群里调节气氛、解决争端、平息非议、活跃气氛的“利器”。
  宣朝庆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气氛包”,比如群里有人发起话题,为了鼓励大家多发言发个红包。也有人为了结束话题发个红包。群里话题的框架,行为的开始和结束,几乎都与红包休戚相关。红包特殊的“补偿心理”,对缓和气氛比较有用,由此维持着一个群体和谐共存。
  “有意思的是,红包的功能在发展,而群里的社交规则也在潜移默化地发展。”宣朝庆举例,红包不能光抢不发,否则会受到群体排斥。但就是有人抢了大红包,各种理由不发,也有较真的人一直追问,死磕到底。又比如,发出的红包行动,必须有人回应,不抢不礼貌。还比如,发红包最好借点名目,制造一些话题。抢红包需要探索连发机制,让手气王分享红包,持续滚动下去……这些默契,逐渐对群体的聊天产生影响,甚至默默定下了一些“群规”,关系着群的维护和生长。
  曾经,微信群有那么一个发展阶段,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故事:明明现实里见面客客气气的好友,因为在微信群里观点不合,吵到撕破脸皮,最终导致多年友情破裂。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在匿名的互联网上肆无忌惮地说话,还没有适应在虚拟世界同样需要顾虑他人感受,需要克制地表达。上了微信群后,这种直来直去的表达方式容易伤害群友。这时,红包就充当了气氛的润滑剂,沟通问题似乎有了另一种奇怪的解决之道。
  群红包这个起初只是娱乐的产物,就这样渐渐演变成群体生存的帮手。

  “红包众筹”
  不只跟钱有关

  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是“红包众筹”。
  有媒体报道,一位大四女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称新款苹果手机“发布快一个月了,还没攒够买手机钱,求朋友们红包打赏,不然就去卖肾了”。与文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表情委屈的配图。结果,她一晚上就收到将近1700元的微信红包,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虽然大多数朋友给的是10元以下,但积少成多,最终金额并不低。
  不独这位女生,朋友圈还有年轻人众筹红包去旅行、看演唱会、买礼物。不少好友也愿意打开微信红包慷慨解囊。众筹发起者如果成功或成行,会以旅行明信片、异国小物件、一封信、演唱会视频等作为回报。
  有人觉得,红包众筹并非真的差钱,而是增加朋友间互动的一种形式,哪怕只有一分钱,也好玩。可同样有人反感,认为你并非遇到困难,怎么好意思让别人为你的兴趣爱好买单。个中差别,就看每个人怎么理解红包的隐含意义了。
  当然,红包众筹也可以用来做公益,比如有人在微信群里转发谁病重,提议大家给对方筹款,积极响应的人不在少数。似乎在微信群中,我们特别见不得别人痛苦,看到他人的苦难,总有一种不容自己忽略、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
  消费者往往消费的不只是产品,还有产品背后所象征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红包就是这样一种消费品。我们在发红包或抢红包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这个行为背后特有的含义:能帮到他人的快乐,能传递情感的美好,能阻止眼前争端的成就,等等。
  在人的社交互动中,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起到了核心作用,那就是情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举例说:当听众的情感被打动时,演说者可以利用这种情感,产生说服力,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爱或憎恨的时候,所做的判断是不同的。
  延伸到今天,微信群的社交是否活跃,同样依托情感,情感是传播互动的核心。然而比起线下,互联网其实并不利于表达人的情感。为此,“表情符号”、“表情包”应运而生,同样,红包也是互联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通过传递红包,来传递善意的情感,通过它达成认可,达成群体成员的互相认同。而最后,大家收获了金钱,也营造了愉快的情感氛围,即使没抢到红包的围观者,也愿意把集体交流继续下去,整个群一下子变得活跃了。

  一个个互联网红包,引发出多种反应,牵动着人与人的交往,甚而让人生发喜怒哀乐、愁肠百结。
  人是社会动物,互联网时代从来不曾改变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人们需要互惠互利,需要情感沟通,才能获得归属感、认同感、喜悦感。在虚拟的世界里,互联网反倒是加强和渲染了这种心理,把人的本性和欲望都释放了出来。所以,一旦它切中了社会的集体脉搏,往往会表现出疯狂的病毒式传播。有人不屑,有人担忧,有人质疑,而更多人则是参与,不甘落后。
  抢发红包可能也是如此。故而,有网友造了这样一个句子作总结:“无红包,不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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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满天飞,一场集体社交狂欢怎么形成

2016年2月22日 07:18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 红包满天飞,一场集体社交狂欢是怎么形成的


   刚过去的猴年春节,全国人民的一大娱乐活动就是抢红包。
  除夕当日微信红包的参与人数达到4.2亿,收发红包总量达80.8亿个,是羊年除夕的8倍。此外,支付宝红包总额达8亿元;百度钱包福袋被开启112亿次;微博平台红包总价值超过10亿元……九成的城市手机用户都参与了“抢发”互联网红包。
  抢红包之余,人们也不免困惑,当传统年俗渐渐淡出现代人的记忆,为什么互联网平台的红包新年俗却能逆势而起,节节攀高,甚至成为春节的集体狂欢?其中有年俗的原因,但年俗之外的社会心理,值得玩味。

  抢红包,你是哪一型

  付出型 发得多抢得少
  保守型 抢到了才发
  领导型 在群里时不时弄个红包调动气氛
  努力型 会讨红包,抢到会感谢,奋战第一线
  实干型 从来不说话,有红包就抢大气型 收到小红包,一定要发个大红包
  洒脱型 看到红包也不抢,收到红包也不领

  搭上互联网
  年味变没变

  “60后”郑土有是一位民俗学专家,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春节期间,他同样参与了微信发红包。比如,家里的几位晚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他见面,身为长辈的郑土有通过微信,给他们分别点对点发了红包。
  这种红包,无需争抢,显然和传统红包没有太大区别。使用中,郑土有为微信的便捷“点赞”,同时,他也不认为网上发红包的年俗变了味。
  红包年俗,网上盛传最早出自汉代,又称“压祟钱”。郑土有则说,最早的红包何时出现,其实已经很难考证,但有一点网友是对的,早期的红包用的不是流通钱币。每到春节,大人希望小孩健康成长,新一年平平安安,给的东西,多是传说可以“辟邪”的用品。
  大约明代以后,渐渐地有的人家开始改用钱包红包。习俗的演变始于民间自发,并没有统一行为,可能也有小孩拿到的依然不是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从明代开始,并非偶然。因为明代中国,工商业发达,逐渐进入商品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显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或许觉得给钱更好。
  “民俗本来就是随社会发展而演变的,不能把它看成固定不变的死物。”郑土有说。
  古代春节,还有一个与当代不同的大背景——古代中国是宗族社会,以家族为重要的伦理中心。每到春节,晚辈给长辈磕个头,长辈给晚辈发个红包,体现了双方“慈孝”的伦理。晚辈磕头是孝,长辈发红包是慈,这种年俗,是我们巩固家族情感、维系家族伦理制度的一个重要仪式。
  而到了当代,宗族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今天,不需要晚辈磕头,长辈也很乐意给个红包。其心情更像是逢年过节给孩子买礼物,博他们一笑,表达祝福。所以,传统红包的内涵,已经难以完全固守。而互联网,则让红包扩展到了平辈之间、同事之间,这种演变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和当代社会的结构。
  郑土有认为,互联网红包也继承了一部分年俗。希望来年红红火火,吉祥如意;平辈之间互相拜年,表达祝福。通过互联网红包,这种心理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模式。
  中国传统民俗一直比较内敛,以家庭为主。而时代的车轮滚动向前,搭上互联网列车的红包则变得开放,范围从家庭扩大到了外围的亲朋好友。春节所寄托的喜庆、快乐、祝福,依然能通过互联网红包延续。它的走红,既包裹着传统年俗,又迎合了当代生活。

  “一分钱也是爱”
  图的究竟是啥

  咻咻咻、唰唰唰,在这样的背景声中,人们举着酸痛的手,陷入一轮轮红包大战。有段子手写道:“锄禾日当午,不如抢钱苦。对着‘爱疯六’,一抢一上午。抢完了上午,还要抢下午。问你抢多少,总共两块五。一查流量费,超过二百五!”
  其实,拼手气红包早已有之。据说,广东人过去称之为“逗利是”,到了春节,没结婚的可以向结婚的人要红包。红包面额有大有小,究竟拿到多少,只有拆开来才知道。春节时新人结婚,为了答谢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也会拿出一堆早已备好的红包,任凭客人们捡,红包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全看捡的人运气如何。为了几元钱,大家满屋子抢得发疯,玩法几乎和现在的微信手气红包如出一辙。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抢完之后,人们也不免自问:“一分钱也是爱”,究竟图什么呢?快乐。那为什么抢红包时,人会感到如此快乐?
  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宣朝庆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它类似于赌徒心理。他戏称为“以机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再分配”。人从本能上讲,倾向于以最简单的方式获取最好的生活资料,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比如买彩票,花两元钱,可能获得巨额的回报,只不过概率比较低,一旦失败,则损失两元钱。而抢红包仿佛没有损失,给人一种“零投入也有大回报”的错觉。尽管冷静下来就会发现,抢红包还是需要付出的,比如付出你的时间和网络流量,然而人在快乐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这些“间接成本”。人们还希望能正大光明,从别人那儿分得一点财富,得到一点点小便宜。
  也有心理学者分析,赌一赌、抢一抢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得到了金钱上的奖励,还有肾上腺素释放引发的激动、紧张、眩晕等“生理奖励”,周围看客的祝贺、羡慕、围观,还能产生自我膨胀的“精神奖励”,种种奖励累加起来,最终指向一个感受,那就是快乐。
  “游戏说”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玩游戏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和演练着生活的各种可能。比如抢红包游戏,我们体验到“不付出,也能收获惊喜”,当然特别高兴。这种体验里,游戏的赢面不值一提,几元几角都没关系,但游戏背后的意义却并不小,它意味着“天上掉馅饼”,意味着我们遇到了现实中很少出现的一种好情境,于是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流连忘返。
  人的行为很多时候难以自控,容易做出一些应激反应。而现代文明,似乎又在加剧这种应激。市场的冷漠、职场的优胜劣汰、社会分工的压力等等,让现实越发强调人与人的竞争,强调适者生存。尤其是当代人,生活节奏很快,各种负担纷至沓来,有对生活的不满,有对前途的迷茫,有对未来的不安……这些都是人们主观世界里的痛点,希望通过奋斗去改变。然而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现实有时令人失望,令人隐隐作痛。对比之下,在红包的世界里,人们忽然能够体验一把“天上掉馅饼”、“不努力也有好结果”的际遇,当然会倍感愉悦,以至于想反复重温这样的愉悦,反复遇到这样的“馅饼”。
  抢红包,抢的不只是钱,更是一种现实难得的好际遇,也是短暂地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自我。

  发的比抢的多
  为何乐此不疲

  “发出红包4020元,收到红包913.2元”,这是一张微信红包账单,典型的“入不敷出”,但显然账单的主人乐在其中,才会把它晒出来。
  如果仔细盘点,群里爱发红包的总是那么几位,他们往往发的远比抢的多,图什么呢?宣朝庆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字:博取感情,建立权威。
  宣朝庆认为,发红包往往是在一个群体围观下的行为,不同于年俗中的礼尚往来。传统年俗中的红包或礼物,更多是一种回馈,来而不往非礼也,体现的是熟人间的回报。
  而微信群里的红包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发红包,可以迅速建立他在朋友圈的名声,在微信群中脱颖而出。这是微信红包不止于传统年俗的特别功能,比如一些工作性质的大群,动辄上百人,许多群友互相并不认识。在这样的群里,有威信的人,要么平常爱说话,要么爱发红包。这是群中建立话语权的不二法门。
  现实中,人群的分层可以根据权力、财富、地位、声望等等。曾经在互联网上,大家以为这一切都被抹平了,人人可以发言,不分阶层不分群体。然而发红包这个行为,又让微信群开始继续现实中的分层,如何获得地位、声望,如何彰显财富或者自己的慷慨,如何凸显话语权,都能在发红包这个行为中显露出端倪。
  发红包的人,或许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而发,只是潜意识里感到,它能让自己收获不同于抢红包的快乐。最直观的一点是发完后,抢到红包的群友们蜂拥而至表达感谢,“感谢堆成楼”,而没有抢到的则呼天抢地,希望再给个机会,这种情感互动现实中还是很少有的。于是在收获“一沓感谢”的过程中,身份感、权威感、优越感、满足感、价值感,渐渐涌上心头,让人倍感快乐。这背后,涉及的是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处世之道。
  其实,很多人已经点破,为什么互联网红包的赢家总是微信而非其他——因为红包是一个“社交行为”,它维系着一个群里的各种社交规则。一个红包砸下,激荡起一圈圈群体行为的涟漪。
  有网友从抢红包的不同表现中,概括出几种人的性格。发得多抢得少,属于“付出型”;抢到了才发,属于“保守型”;群里时不时弄个小红包调动气氛,属于“领导型”;会讨红包,抢到会感谢,奋战第一线,属于“努力型”;从来不说话,有红包就抢,属于“实干型”;收到小红包,一定要发个大红包,属于“大气型”;看到红包也不抢,收到红包也不领,属于“洒脱型”。从来只进不出,属于“吝啬型”。宣朝庆认为,从社交而不单是祝福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红包的火热。

  什么事都用红包解决
  万用药是怎么炼成的

  如今,红包几乎成了微信群社交的“万用良药”。
  有网友这样总结:进群发红包,退群发红包;求转发点赞发红包; 冒犯了人发道歉包;两人吵架,旁观者可以发个调解包;退群再入,发个重现江湖包;红包抢得不均匀,手气王就要发个返利包……在整个群里,红包随时随地都能现身说法,简直无孔不入。
  腾讯旗下的互联网产业趋势研究、案例与数据分析专业机构“企鹅智酷”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红包”大数据报告》 也表明——红包正在日常化。报告指出,逢年过节是发红包的高潮,但有3/4的用户在非节假日也使用互联网红包。为了庆祝节日发红包的人占29.1%,而为了调节气氛发红包的人达到56.8%,后者竟然比前者还要多。
  据说还有这样一批“红包党”,他们信奉两句话:一是“能用红包解决的事情,就不必说话”,二是“如果一个红包解决不了的,就用两个红包解决”。红包几乎成为群里调节气氛、解决争端、平息非议、活跃气氛的“利器”。
  宣朝庆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气氛包”,比如群里有人发起话题,为了鼓励大家多发言发个红包。也有人为了结束话题发个红包。群里话题的框架,行为的开始和结束,几乎都与红包休戚相关。红包特殊的“补偿心理”,对缓和气氛比较有用,由此维持着一个群体和谐共存。
  “有意思的是,红包的功能在发展,而群里的社交规则也在潜移默化地发展。”宣朝庆举例,红包不能光抢不发,否则会受到群体排斥。但就是有人抢了大红包,各种理由不发,也有较真的人一直追问,死磕到底。又比如,发出的红包行动,必须有人回应,不抢不礼貌。还比如,发红包最好借点名目,制造一些话题。抢红包需要探索连发机制,让手气王分享红包,持续滚动下去……这些默契,逐渐对群体的聊天产生影响,甚至默默定下了一些“群规”,关系着群的维护和生长。
  曾经,微信群有那么一个发展阶段,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故事:明明现实里见面客客气气的好友,因为在微信群里观点不合,吵到撕破脸皮,最终导致多年友情破裂。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在匿名的互联网上肆无忌惮地说话,还没有适应在虚拟世界同样需要顾虑他人感受,需要克制地表达。上了微信群后,这种直来直去的表达方式容易伤害群友。这时,红包就充当了气氛的润滑剂,沟通问题似乎有了另一种奇怪的解决之道。
  群红包这个起初只是娱乐的产物,就这样渐渐演变成群体生存的帮手。

  “红包众筹”
  不只跟钱有关

  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是“红包众筹”。
  有媒体报道,一位大四女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称新款苹果手机“发布快一个月了,还没攒够买手机钱,求朋友们红包打赏,不然就去卖肾了”。与文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表情委屈的配图。结果,她一晚上就收到将近1700元的微信红包,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虽然大多数朋友给的是10元以下,但积少成多,最终金额并不低。
  不独这位女生,朋友圈还有年轻人众筹红包去旅行、看演唱会、买礼物。不少好友也愿意打开微信红包慷慨解囊。众筹发起者如果成功或成行,会以旅行明信片、异国小物件、一封信、演唱会视频等作为回报。
  有人觉得,红包众筹并非真的差钱,而是增加朋友间互动的一种形式,哪怕只有一分钱,也好玩。可同样有人反感,认为你并非遇到困难,怎么好意思让别人为你的兴趣爱好买单。个中差别,就看每个人怎么理解红包的隐含意义了。
  当然,红包众筹也可以用来做公益,比如有人在微信群里转发谁病重,提议大家给对方筹款,积极响应的人不在少数。似乎在微信群中,我们特别见不得别人痛苦,看到他人的苦难,总有一种不容自己忽略、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
  消费者往往消费的不只是产品,还有产品背后所象征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红包就是这样一种消费品。我们在发红包或抢红包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这个行为背后特有的含义:能帮到他人的快乐,能传递情感的美好,能阻止眼前争端的成就,等等。
  在人的社交互动中,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起到了核心作用,那就是情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举例说:当听众的情感被打动时,演说者可以利用这种情感,产生说服力,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爱或憎恨的时候,所做的判断是不同的。
  延伸到今天,微信群的社交是否活跃,同样依托情感,情感是传播互动的核心。然而比起线下,互联网其实并不利于表达人的情感。为此,“表情符号”、“表情包”应运而生,同样,红包也是互联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通过传递红包,来传递善意的情感,通过它达成认可,达成群体成员的互相认同。而最后,大家收获了金钱,也营造了愉快的情感氛围,即使没抢到红包的围观者,也愿意把集体交流继续下去,整个群一下子变得活跃了。

  一个个互联网红包,引发出多种反应,牵动着人与人的交往,甚而让人生发喜怒哀乐、愁肠百结。
  人是社会动物,互联网时代从来不曾改变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人们需要互惠互利,需要情感沟通,才能获得归属感、认同感、喜悦感。在虚拟的世界里,互联网反倒是加强和渲染了这种心理,把人的本性和欲望都释放了出来。所以,一旦它切中了社会的集体脉搏,往往会表现出疯狂的病毒式传播。有人不屑,有人担忧,有人质疑,而更多人则是参与,不甘落后。
  抢发红包可能也是如此。故而,有网友造了这样一个句子作总结:“无红包,不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