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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和全面小康

东方网1月8日消息:●主持人:本报记者陈瑜●嘉宾: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河边的中国》作者)

如果中国9亿农民没有进入小康,那么整个中国就谈不上全面小康。在年关谈论这样的话题,会有非比寻常的感受。因为眼下,全国各地都在为农民工追讨欠薪,而春运大潮也已席卷神州。1月4日,曹锦清教授在“青年茶会”上,纵论三农问题和小康社会。

曹锦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给小康社会设立了6条标准,概括起来有4个方面: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需求基本解决;充分就业;地方政府财政能够提供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人们有较好的精神面貌,犯罪率降低,治安状况良好。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主持人:站在2004年初这个时间节点上,来比照20年前的期待,请教您的分析和见解。

曹锦清: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昭示着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见的提高。80年代初,我们就解决了温饱问题,1996年中国粮食达到1.1万亿斤,创下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一系列的改善和提高,还发生在穿衣、住房、交通等各方面,农民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确比以前丰富许多。如果用指标来套,这一条已基本兑现。

充分就业这一项,邓小平主要指城市,但也包括乡村,他当时参考的是苏南的状况。事实上,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确实吸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要全国2000多个县、4.6万个乡镇、70多万个村平行地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东部地区乡村企业的工业产品把市场差不多填满之时,留给中西部地区发展地方工业的市场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了。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在本乡、本县就地解决,只能向东部、向城市转移。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把农村放入就业总体来看的话,就业问题远没有解决。

主持人:100多年前,西方国家用海外殖民的方法缓解其国内工业化初期人口过剩的压力,但这条道路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的参照价值。有一种观点比较现实,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波制造业转移的浪潮,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毕竟劳动力成本低廉是我国一个长期的优势。

曹锦清:宏观上是这样,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民个人的收入并不能相应增加。农民收入分两块,一块来自田地,另一块靠打工。要在人均0.5-0.7亩的耕地上搞增收,说实话空间很有限,农业收入将长期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来看进城务工,一般来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大约在300元至600元之间,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的上涨空间也是微乎其微。不错,制造业转移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它不足以强大到能够改变我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引申开去还有一个问题,农民工中发展成为小资产者、自动转为城市居民的不足10%。对于绝大部分的打工者,住房这道门槛将他们挡在了“城”门之外,他们只能尽量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把钱积攒下来回老家盖房子。所以,1亿农民工将长久往返于城乡之间,这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速度。

主持人:按我们话题依据的标准,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还关系到地方财政提供公共服务及产品的能力。这方面的地区差异同样显而易见。

曹锦清: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推动的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沿海和内地,也就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引起的是不同的效应。可以这样讲,在整个80年代,沿海主要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伴随之,绝大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向以工商业为主,地方财政亦然。这些“发达”农村地区基本有能力解决教育、医疗问题,同时还能投入道路、水力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但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各种因素,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发动过三次到四次的大规模地方工业化进程,或者叫做乡镇企业建设过程,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这样,20年来不断膨胀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支出,实际上间接地压到承包制下的小农及其有限的农业剩余上去。这种情况在1992年以后加剧了。单就这一条标准而言,我们只能说落实了一小部分,来路漫长。

至于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治安的好转,更在于整个社会如何缩小贫富分化,防止区域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及相应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激化。如果贯穿起来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就是应时而生的产物。

主持人: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且在相当长历史阶段内无法改变的国情:中国人多地少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亿万规模狭小、分散经营、农业剩余极其有限的承包制小农经济。因此,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是:能够让绝大多数农民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安心于农业与农村,过上温饱、安全与尊严的生活。这不仅关涉到亿万农民的生存与安全,更关涉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全面小康社会的愿景下,该有怎样的制度安排?

曹锦清: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宏大的课题之一,任何一招,牵动的就是9亿人。不过在我看来,有一些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应该取消农民负担,倡导“农不养政”。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50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50%的总劳动人口,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

那么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同时要取消大多数的“条条”。在乡镇这一级,80年代初工作人员的平均规模大概在20人左右,小的12-13人,大的27-28人。经过了20年的发展,这级机构规模全国平均达到120-150人,膨胀了五倍有余。而县一级在80年代初规模为200-300人,现在普遍超过了千人。所谓机构的膨胀就是吃饭的嘴巴多了,不仅嘴巴多了几倍,而且嘴巴还大了几倍。所以,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精简机构和官吏。我们亟待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廉洁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来带领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大国迈向小康。

一个国家,要善于感知农民的苦难、希望和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被社会倾听和采纳?这需要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权利代表机构。一个熊德明的一句话,引发全国对于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关注和行动,但这毕竟还是一个偶然。


编辑:方翔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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