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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为何缺乏核心竞争力

东方网1月5日消息: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飞以来,每年平均以8%-9%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走进中国经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局面却并不像它的经济增长那样耀眼,相反,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总体上却每况愈下,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非常不协调的局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对此,可以从两个重点有所不同的角度来展开解释。第一,可以把解释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的考察上面;第二个角度是,既然2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却一直表现不好?本文主要从第二个角度展开。

通常情况下,企业普遍表现不佳的经济一般是不可能有高速增长的,至少不可能使增长维持下去。反过来,如果经济长期表现不佳,不能保持增长的话,那么企业的经营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关于企业的表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例子,不妨看一看媒体的报道。近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上可以听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企业生产率的改善,特别是得益于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绩效。

如果美国那些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显著改善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就有了保障。同样,如果企业遇到了麻烦,要裁员、减薪,或者压缩投资和库存,经济的增长马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企业的绩效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对企业绩效与经济整体表现之间的关系表示认同,那么,我们显然就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与中国企业的绩效表现所形成的反差表示困惑: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佳的状态之中,而且至今并没有造就出许多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在这样的微观经济基础看起来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又何以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主要不是靠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例如,这些年来,相对于GDP的增长,投资在以更快的速率增长。2002年,投资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绝大多数投资都投到基础设施和新建扩建生产能力上去了,结果,总的数量扩大了,但个量没有变得更有生产力。

这些年外资的流入规模越来越大。外资在中国的生产从汽车、电子到服装、拖鞋,几乎分布在各行各业。现在中国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国GDP的50%,而其中一大半的贡献实际上是外资企业做的贡献。但这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解释的问题。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能保持20多年高速增长记录的大国经济里,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体上还没有“起飞”?

不错,我们现在有了像海尔、联想和希望这样的著名大企业,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而言,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至今还没有起飞,真正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凤毛麟角。而回顾一下我们身边的亚洲经济,比如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我们发现,经济的成长伴随着的是企业的成长,或反过来说,企业的成长推动了经济的成长。事实上,我们是通过认识那些著名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来认识这些经济的发展进程的。

在此仅以印度为例。虽然从规模上讲,印度的经济只有中国的一半,但是这些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记录,有6%的增长率。而进一步看,印度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逐步壮大了它的企业,它今天实际上拥有大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黄亚声教授提供的资料,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是四川的四兄弟创办的希望集团,1999年,希望集团的年销售额约为6亿美元;而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塔塔集团(TataGroup),在1995年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了72亿美元,仅茶叶这一项,每年的销售额就有1.6亿美元。在制药行业,印度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兰巴可西公司(Ranbaxy),在1995年的年销售额为22亿7千万美元,而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药品市场三倍于印度,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三九集团的年销售额仅有6.7亿美元。

在中国,即使像海尔、联想、希望这样的企业也是少之又少。那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自己的企业到底在干些什么?为什么20多年来我们没有像日本和韩国当年那样能够在经济增长中成长出大量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

虽然对企业规模大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企业规模不是人为整合出来的,而是市场扩张的结果,那么企业规模的差别就应该理解为竞争力的差别。虽然大的企业不一定有效率,但只有有效率、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可能从小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尽管我们目前不是没有世界级的大企业,例如我们的确有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集团,但是,这些企业集团显然还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实际上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出口基地,不断向世界出口产品,为什么却没有“输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呢?

现在中国的企业主要有三大类型,首先是经过改革和改造了的约一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其次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或者称作“民营企业”,最后是大约4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国有企业部门,除了集中在钢铁、能源和化工等少数行业的特大型企业因为垄断或者受到政府对市场的保护等原因之外,大多数在竞争性生产领域的国有(控股)企业已经不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因此,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应该通过讨论后两类企业(即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加以回答。

毫无疑问,这两类企业是中国经济目前最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部门。有意思的是,拥有这么大数量和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过去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在的东亚“四小虎”以及印度,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该怎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

在东亚经济发展早期,外资流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上的(不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另一个原因),就是说,在东亚本地没有形成需要离岸生产的“发达经济”。而中国的外资从地理分布上看,主要流出地还是集中在东亚地区,或者说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那些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领先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体上面。这些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或者出口产品的离岸制造中心,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则可能更看中中国的国内市场,汽车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下一步,欧美资本更多地会关注和投资于中国正在开放的金融和服务业,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资本则继续在制造业追加投资。

过去,由于政策原因,本土民营企业长期以来受到种种限制而步履艰难,外资企业却享受了很多优惠条件而发展迅速。这种格局下,本土民营企业也似乎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当然,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不是本土企业不能长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弱小的本土企业在这个经济里有没有可以长大成强的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金融制度。因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性这个企业成长的最重要法宝。分析大多数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成长经历和背景,就会发现,本土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离不开金融制度、特别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帮助。应该说,帮助或者支持、而不是限制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壮大,事实上也是金融制度本原的和最重要的功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成功的大企业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几乎都是从本土民间企业成长过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本土企业都是个人创办或家族创办的小规模企业。这样的民间企业具备了包括追求效率在内的几乎所有优点,同时,这样的企业还是典型的“企业家的企业”。但仍然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早期这样的企业能够成长为今天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本土家族企业有效率,因此可以积累更多的利润来发展企业。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也许还要等上几个世纪才能等出我们的世界500强。

早期那些本土的和弱小的家族企业能做强做大,主要还是依赖已经存在的资本市场的作用。可以认为,这些本土弱小企业能够成功,与其说是企业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资本市场的成功。就融资的功能看,资本市场的功能也许并非独一无二的,因为银行可以取而代之。但是,历史上,资本市场与银行之所以能够共存而不是相互替代对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市场的存在给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筹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为那些有活力的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了快车道。因为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率的企业才有可能容易地去“消灭”那些没有效率但有投资价值的现有企业(所谓“优胜劣汰”)。这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给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整合功能。如果说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帮助企业,那么这种帮助就应该表现在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进行资产重组或企业所有权变更的能力和机会上。

在西方,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企业的重组和并购十分容易;正是资本市场的这个功能和优势,为有效率的企业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恰恰是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却受到政策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长足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还主要表现在筹资功能方面,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或者企业的并购没有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加以理解,结果,尽管允许了资本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但资本的所有权却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这些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受到了许多严厉批评。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是针对资本市场的体制缺陷的,主要是指缺乏活力和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被鼓励和支持在资本市场上优先获得融资权利,而大量有活力的本土民营企业却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较少被人指出的、甚至是更为致命的缺陷,其实应该是资本所有权不能流动这一事实。由于资本所有权不许流通,大规模和经常性的企业产权交易不能在资本市场上发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营企业不能顺利进入做强做大的快车道。我们都在谈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离开了资本市场,核心竞争力靠单个企业自身修行是不那么容易形成的。就算企业有自主研发和专利技术,但要迅速在市场上成长壮大,没有资本市场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想象的。归根到底,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抓住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和资本运作的结果。

如果我们本土的民营企业能够更快地进入资本市场,资本的所有权能够流通起来,这些大量的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是可以幸运地登上企业做大做强的快车道的。这样,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会顺利得多、成功得多。如果歧视民营企业,限制资本所有权流通和交易,不仅会连累整个资本市场,而且会使企业转型很难走上良性轨道。

也许有人会说,从根本上讲,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还得靠一个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起飞和壮大,问题主要出在企业家身上。的确,企业家对企业的成功和做大做强极其重要,但是,只有好的制度,才会有好的企业家脱颖而出。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保护输家,而不是支持赢家,那么企业家就不愿意去办企业。如果我们的人事制度不保护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支持企业家的开拓进取,我们的企业家就不愿意去做大做强企业。如果我们今天的资本市场更有效率,资本的所有权可以流通起来,大量本土的民营企业就会比现在做得更强更大,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更有效率。


编辑:方翔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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