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8月25日消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世锦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正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展望未来，将有很大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这一前景仅仅是一种可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第一，来自城市结构落后的挑战。“交通拥堵到如此程度，还要鼓吹汽车进入家庭吗？”这已经成为许多人说出来或没有说出来的疑虑。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私人购车的增长，而在于城市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落后。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必须要向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推进城市功能分区，大力发展卫星城市，构造新型城市体系的方向转变。

第二，来自能源问题的挑战。在未来至少二三十年内，全球石油供求可以达到基本平衡，出现难以弥补的供给缺口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汽车快速增长导致全球石油供给紧张、价格高起的预言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石油安全问题。节能和替代能源是汽车能源战略中的两个重要领域，当然也构成了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来自汽车产业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挑战。中国汽车工业的地方保护、所有制分割等导致了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生产模式，下游企业只为一家总装企业配套，成本不可能降下来。我国汽车零部件生产落后，深层原因是分工方式落后，是企业体制、市场体系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缺陷。市场规模大和生产成本低，是中国发展汽车产业的两大优势。分工模式的落后制约了低成本优势的发挥，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也大打折扣。

第四，来自行政性重复建设的挑战。汽车产业的高增长，对投资提供了强力刺激，许多地方出现了汽车投资热。市场经济讲究竞争，竞争必有重复建设，只有一家，就是垄断。不正常的是，部分投资是由地方政府直接驱动的。要把市场性重复建设和行政性重复建设区分开来，所要反对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在一个生气勃勃、正处在上升加速期、投资潜力巨大的行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重复建设混在一起，对此给出某种判断，如“过热”、“盲目投资”等，难免失之于简单。如果据此“一刀切”地限制，就会在限制了不负责任投资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给行业发展造成深层伤害。

第五，来自政府对汽车产业管理方式转变的挑战。政府管制的重点要放到社会性管制上，如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在管理方式上，要由“指令性管理”，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转为“禁令性管理”，即除了不让干的，其他事情都可以干。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对一个潜力巨大、预期良好的产业，一般不需要政府制定扶持性的“产业政策”，因为这样的行业是不会缺乏投资者的。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真正有助于减少投资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