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苏州河传播曲

2011年7月4日 13:51 来源: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选稿:实习生 张欣

  开头的话

  从东海吹来的风,自东向西掠过这座城市,在江面上拂出阵阵涟漪。上海,这是一座被江河贯穿的城市。
  然而,这江却不是世人皆知的黄浦江,而是吴淞江,也就是苏州河。所以,一旦有人提起上海以前的江河,有时候并非泛称,而是特指川流不息、贯穿上海市区浦西段东西向的苏州河。
  “苏州河”这个名字来自于近代,而在古代的文献中一般称为松江或者吴淞江。《尚书》中就有“松江”的记载,唐代诗人杜甫诗“剪取吴淞半江水”中的“吴淞”即指吴淞江。而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某位英国商人将吴淞江与中国丝织业中心吴地的苏州古城相联系,下意识地将她称作“通往苏州的吴淞江”(Soozhow Creek)。一般来说,以北新泾为界,吴淞江上游被称为吴淞江,也有百姓干脆就叫苏州河。而吴淞江下游,北新泾以东,流经上海市区腹地的河流,上海人便基本称之为苏州河。于是,这条滔滔不息、流淌千年的河流,就开始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苏州河。然而直到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驻沪领事在签订扩大英租界协议时,才第一次正式把“吴淞江”写作了“苏州河”。天长日久,相沿成习,苏州河名声远播,“吴淞江”反倒逐渐从人们口中淡出。
  在现在的上海行政区划地图上,或许还可以看到,苏州河位于普陀区以西的部分,仍被标识为吴淞江,到了闸北区才标出苏州河,而且没有说明两者确定的界线,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苏州河的实际认识。然而,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划分的变化,苏州河的指涉范围似乎也越来越大,现在人们普遍将流经上海的吴淞江,全部归入苏州河的范畴。这条绵延流长的河流,一路逶迤流经苏州的吴江市、吴中区、昆山市,然后进入上海,继续流经青浦、嘉定、闵行、普陀、长宁、静安、闸北、虹口、黄浦等区,全长125公里,上海境内长53.1公里,市区河面宽50米到70米。
  光阴荏苒,沧桑的苏州河见证了上海都市的崛起和繁荣,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同样感受着苏州河在流逝的岁月中一步步变迁的沉重足迹:从最初的怡然平静到日后的嘈杂肮脏,再从纷乱无序回归洁净清莹……虽然,苏州河确实一度被人鄙夷,甚至被视为“垃圾河”,但时至今日,上海人看待苏州河是神情怡然自若、目光充满自信的,就像一位热情的主人,向大家津津乐道自己刚装修一新的房子,颇有点引以为豪的自在。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苏州河的功臣们。如今,当我坐在电脑前,写作这本关于苏州河的书稿时,眼前总是不时浮现出那些我曾经采访过的、伟大的劳动者们的身影,正是他们,将曾经“臭”名远扬的苏州河重新改造成为今天被人们誉为“亲水平台”的“上海母亲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重新赋予了这条河流以健康和美丽的光彩!在他们的身影登场之前,我们还是稍作停留,先将视线投射到苏州河本身。唯有了解苏州河的过去,才会理解她的现在,并能展望她的将来!于是,这就有了如下我对上海、尤其是对这条长河的历史回眸。

  钩沉“原生态”

  关于苏州河,有一个现象颇堪玩味,那就是苏州河水由西向东流入黄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却是以东端河口为滥觞,然后溯流向西一路延伸开去。这是否喻示着,历史本身即蕴涵有一种交汇或碰撞的寓意。那时候沿河两岸错落地散布着农田、湿地、芦苇、沟汊;一路西行,但见满眼荒野,地僻人稀;映入眼帘的尽是“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的景象。终于,随着星转斗移,岁月递嬗,这样的“东向西,西向东”的格局,在都市化的铺展之势面前,日见呈现出一番别样的风貌。最明显的就是,在一路向西的空间里,次第矗立起了英国领事馆、礼查饭店、百老汇大厦、亚洲文会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陆大戏院、公济医院大楼、邮政局大楼、自来水厂、天后宫、河滨大楼、自来火房、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等等各具特色的建筑。这些楼群临河而建,被时人喻为“连云楼阁”。而流经其间的苏州河,则成为“连云楼阁”中一条飘逸亮眼的“祥云”。今天,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上海一路前行的历史印迹,本身就是一部辉煌的史诗!
  现在,我们就将开始探究这部史诗的源起。确切地说,我们将探究的,也许只是这部辉煌史诗中的一句“诗行”。尽管仅仅只是一行,但其凸显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是的,这句“诗行”在上海版图上的出现,其彰显的,正是一部史诗中的一段响遏行云的高歌!假如没有这样的高歌,肯定会使一部史诗的铿锵音律大为逊色。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抖擞起精神,开始聚精会神地探源这段响遏行云的高歌时,我却猛然意识到,她最初的“原生态”,并不是直接来自河流,而是来自我们脚下的大地!
  当然,那时候,这片大地上并没有出现人类的脚印。通过考古学家卓有成效的科考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上海地区已发现了多条古海岸遗迹,即被称为“冈身地带”的贝壳沙带。早在6 000多年前,古海岸以东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由于古海岸相对稳定,在近海地区的浅滩上,大量贝壳类生物繁殖并遗留了密集的贝壳,在江流海潮和泥沙的堆聚作用下,随着年代的推移,贝壳沙带越积越高,终于形成略高于海面的天然堤岸。贝壳沙带的形成,就像一道天然屏障,阻挡着海潮向内陆的侵入,这样,海岸以西地区,逐渐孕育出滨海湖沼、低地平原,在地势较高的冈阜,才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江南或江北沙带的堆积过程,均延伸了1 000年左右。江南地区成陆较早,已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分布在这个地区内。如目前上海地区最早的古文化遗址—发现于青浦区崧泽遗址下层和金山区查山遗址下层的马家浜文化。在崧泽遗址中层,曾发现距今5 000多年典型的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崧泽文化,100多座墓葬和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使人们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所创造出的灿烂物质文明。约在4 000多年前,上海地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今闵行区马桥、金山区亭林、松江区广富林、青浦区福泉山等地,都留下了先人活动的遗迹,其中马桥文化遗址正好坐落在江南“冈身”的东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生产方式也由渔猎发展为以农耕为主,生活条件也趋于相对稳定。当然,居民的定居和农耕生活的发展是离不开水源的。
  上海水系属太湖流域,所以也说吴淞江源起太湖。太湖原有许多通海河道,著名的有三江:娄江、东江、松江。史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太湖,这是唐以前对太湖的指称。《中国江河》(上海篇)一书说:“娄江出海口的位置大致在今太仓与嘉定交界的浏河,河道宽阔直顺,江水可北上长江入海。东江由淀山湖南下杭州湾,支流呈放射状多派分流,泄洪水能力极强,主要由海盐澉浦、平湖芦沥浦、金山区小官浦等处入海。至唐代,东江与娄江前后淤塞,其中东江淤没最早,北宋时期已无故道可寻。东江故道演变为相互贯通的湖群地带,形成‘谷湖三泖’水域体系,史称‘谷水’。东江淤废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首次出现太湖水灾的记载。自此以后,松江成为太湖流域的主要出海口。”自晋以后,随着江海新涨滩地拓伸,居民也慢慢地越过冈身。至唐初,冈身以东地区已经散布有不少海滨渔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除从事传统的渔猎农耕外,还发展了煮盐业。随着人口、土地、村镇规模俱增,日渐形成重要的产粮区和产盐区,在海内外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当松江成为太湖的主要出海口时,青龙江则成为松江的主流航道。唐天宝五年(746年)在位于古冈内侧松江南岸的青龙镇设青龙港,使上海地区第一次拥有了贸易港口的地位。又因东江、娄江相继淤塞,上海地区遂进入松江水系时期,青龙镇也迅速走向兴盛。
  镇以港兴,港倚水养。这水就来自吴淞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苏州河。松江因此渐渐走进了昔日上海的历史记忆中。这时候,离“苏州河”走进上海,当然也愈来愈近了。那么,这时候的松江水系,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呢?
  远在公元8世纪,西出太湖、直下东海的松江江面,其宽度即达20余里,站在开阔的江岸边,江风习习,放眼远眺,无疑会让人遐想联翩。于是,唐代的大诗人即兴吟咏出了许多千古佳句。有杜甫的歌咏“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还有杜牧的赞叹“风波烟雨一相失”,更有皮日休吟唱道“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
  追溯上海的历史,不难见出由江河湖海和地理因素变化合力留下的印迹。《中国江河》一书写道:“松江地处长江与杭州湾的南北合力作用之中,太湖与东海的潮汐夹攻之下,山川沉浮,沧海桑田,因而变化最为剧烈。唐代末期,松江逐年淤浅,五代时期已有潦浅军治理松江的记载。北宋初期,松江下游地区形成‘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网格化河道系统,其中南岸即有‘十八浦’,包括赵屯浦、顾会浦、上海浦、下海浦等。淀山湖成为方圆200余里的大湖,湖水通过赵屯浦、大盈浦等河道北流松江。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叶清臣开凿盘龙汇,取直松江河道,减少水患……”“唐代松江海口大致在今虹口、江湾一带,北宋时则达到南跄口,并由海口沙洲(高桥岛)将河道分隔为两支,一支向东在今黄家湾入海,一支向北在今吴淞口入海。南宋时期南跄口逐渐淤没,吴淞口成为松江的主要入海口……”“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松江府建置后,将松江改名为吴淞江,其出海口遂称吴淞口。吴淞江淤浅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当地政府不得不经常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疏浚河道。自宋代李复圭、苏轼,元代任仁发,明代夏原吉、海瑞,清代林则徐等,都曾为治理吴淞江殚精竭虑,出谋划策。明永乐元年(1403年),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吴淞江壅塞是重要原因,明永乐帝特派户部尚书夏原吉治理水患。夏原吉开浚范家浜,实现吴淞江与黄浦的沟通,有效地减轻了洪水灾害,史称‘江浦合流’。明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主持治理自黄渡至宋家桥的八十里河道,不仅使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今道,而且使吴淞江成为黄浦的主要支流……江浦合流以后,黄浦泄洪通航作用开始取代吴淞江,上海地区进入黄浦水系时期。”从此,我们可以概略地了解到,苏州河从昔日一路发展而来的自然踪迹,以及伴随着这种踪迹一起前行的上海地区的社会发展脉络。

  “上海母亲河”:历史回顾

  此前,在大量媒体报道或相关著述中,我们不时会读到把苏州河、黄浦江并称为“上海母亲河”的文字。
  严格地说,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母亲河”应具有唯一性。对此,我在为写作这本关于苏州河的书做采访时,专门咨询了一些专家。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在黄浦江成为上海主要水上航道前,吴淞江已经是一条独流入海的长河,是长江口第一大河,且早在唐宋年间,就成为太湖流域的主要泄洪河道;其入海口最早时曾宽达10公里,至宋代时宽约4至5公里。南宋以后,由于泥沙淤积,至元朝,入海口才渐渐缩小。明初时,因吴淞江淤浅严重,黄浦口淤塞不通,当时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支流,引太浦水从今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注长江,此后吴淞口实际成了黄浦口,故历史上曾有“黄浦夺淞”之说,此后吴淞江逐渐处于次要地位。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苏州河记录了东方滨海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印迹,凸显了由中西文化交汇、交融所聚变的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虽然黄浦江也哺育了上海的城市文明,特别是自开埠以后作用越来越彰显,但从上海城市文明发展和历史文化形成的角度看,苏州河的地位显然超过了黄浦江。再者,苏州河本身名称中就指称“河”,而不是称“江”。在明代以前,吴淞江在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区的重要性远非黄浦江可比。直到明朝海瑞主持疏浚江河时,从水利的角度,将太湖分水主要划入黄浦江,“江(黄浦江)主河(苏州河)次”的地位才由此形成。当然,这种变化与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势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现在常用“浦江两岸”指代上海,就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大桥飞架、隧道贯通,陆家嘴与外滩遥相呼应,才打破上海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城东乡”格局。鉴于以上种种,多数专家意见认为,称苏州河为“上海母亲河”更为确切,更合情合理。
  千百年来,苏州河水脉悠悠,人杰地灵,拥有曾任青龙镇镇监的米芾,有著名的大苏小苏,有范仲淹、杨维桢……一弯苏州河水,延伸着河湾、半岛、船埠、水岸,漂游着传说、故事、记忆、诗文。“水脉合着史脉”,苏州河上的驳船、桥梁、乡音、姿态,有着富于个性的聚散、选择、默契和安然,她温情而又不依不饶地展示着滨水空间的营造、世风人情的凝聚、人文脾性的养成和文化品格的磨砺。“人文依水弥漫”,苏州河悄然把文化糅进河水,让风情滋润着细节,对平民的情趣不作雕琢,对社会的弹唱体现真诚,不知疲倦地播扬水系文化的朴实与宁静,映照水域文化的衍生与整合,挟裹水乡云雾的含蓄与精明,凸显城市水魂的灵动与可读。有此好水,必出好物,苏州河物产的丰富程度,我们可从文献记载中稍窥一斑。《后赤壁赋》中记载,原来苏州河曾经盛产鲈鱼。苏东坡在文章中说,他有一次携两位客人夜游赤壁,一路吟诗很是高兴,但又叹息,缺少酒菜助兴。此时一位客人凑趣说,他傍晚捕到一条鱼,大嘴巴,细鳞片,“状似松江之鲈”,可以下酒。此松江即指吴淞江,也就是苏州河。
  又有《后汉书·左慈传》记载,曹操大宴宾客时说,“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淞江鲈鱼耳”。文中的吴指吴地,即现在的江苏、上海一带;淞江指松江,也即苏州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0年前的苏州河清洁澄澈,可谓一览无余!事实上,当时的租界当局为建造自来水厂选址,曾对苏州河、黄浦江、淀山湖水质进行采样,并将样本送到英国分析,结果发现,苏州河的水质最佳,几乎可与英国相媲美。这是苏州河值得传唱和弘扬的传播曲,也是她值得骄傲的一页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随着上海出现租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滩沿江一带,次第建起高楼大厦,使这里成为西方资本登陆上海、登陆中国的滩头基地。与此同时,苏州河成为生产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源的黄金水道,两岸先后建起了大量仓库、码头以及棉纺、粮食加工、造纸、化工、制药等行业的工厂和作坊,陆续聚集起大量的劳动者和居民。随着苏州河两岸的工业和人口迅速增长,大量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被制造出来,加上当时尚缺乏管理,这些污水全部被排入苏州河,曾经令人感到喜悦的“苏州河传播曲”,从此掺杂进了“不和谐音”。苏州河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历史由此把“艰难的沉重”,留给了苏州河。

  对苏州河的“多元考量”
  关于苏州河纪事,不仅应该钩沉原始、考量历史,我们的视角更应该进入“多元化”层面,这其中就包括对苏州河进行经济文化的探究。在我看来,以这样的视野对苏州河进行深入打量,才能看到河岸经济探索在这里的立足与深化、上海城市文化足迹在这里的维系与延伸、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幼芽在这里的萌发与成长、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碰撞与融会。
  我们知道,上海近代工业源于开埠后的纺织、缫丝、面粉、火柴业等。19世纪60年代,发昌机器厂诞生于上海,成为全国最早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据海关报告和1930年代经济学家统计,自1840年到1895年的50多年间,出现了近代化的船舶制造业、印刷厂、食品工业、缫丝业等11个新型的工业门类。苏州河是上海重要的河运命脉,这里水线畅达,两岸易建厂房和仓储,因此分布了大量的工厂。上海史研究学者郑祖安在其所著的《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一书中写道:“1863年,一些英商筹资选择在泥城浜
  以西苏州河畔(今西藏路桥西南堍)兴办煤气厂,1865年‘大英自来火房’(后改为上海煤气公司)落成对外供气,是为上海、也是全国第一家煤气厂。煤气灯的应用,使上海的夜晚大放光明,上海城便有了‘不夜城’之称。”
  接着是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3年,与人合资在新闸桥西光复路上创办‘福新面粉厂’(即后来的福新第一面粉厂),同时成立了‘福新面粉公司’,荣氏上海面粉集团由此起步”,“1917年,福新面粉公司租营苏州河北岸文极司脱路(今文安路)的华兴面粉厂(1904年由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等人合资开办),改为福新第六面粉厂。后又将其全部购进,于1930年与福新第三面粉厂合并”。
  在苏州河流域,还有建于1878年、揭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新纪元的第一家动力纺织厂—申新纺织第九厂;有始建于1915年的中国第一家自纺、自织、自染的达丰染织厂;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的第一印染厂;有中国最早生产纺织整机的第一纺织机械厂。另外,坐落在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的仓库,其中大陆银行仓库建于1921年,其余建于1931年。占地面积约3 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五层(现六层)结构,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谢晋元部在这里坚持四昼夜抗击日军,名扬四海。四行仓库旧址现已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位于沙泾路上的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曾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屠宰场。由东、南、西、北4幢钢筋水泥结构四层楼房围成四方形,中间又有一座方形建筑,组合成“回”字形。宰牲场依据肉类食品加工工艺流程设计,主体建筑内圆外方,高低错落,廊道盘旋,内部空间合理穿插,加工车间采用“无梁楼盖”,系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底层巴西利卡柱式,墙基用花岗岩砌筑,具有古希腊建筑风格。建筑外墙上有精美的花窗,八角形和四边形的伞状柱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坐落在光复西路上的中央造币厂,于1922年经北洋政府核准后始建,1930年竣工。由通和洋行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承建,建筑面积4 456.84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仿美国费城造币厂样式,现存原有铸币厂房、办公楼、水塔等建筑,在上海工业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在老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和新垃圾桥(今浙江路桥)之间的苏州河北岸,还集中着众多大型仓栈,它们是:中国银行货栈、中国实业银行货栈、中一信托公司仓库、中国工业银行仓库、滋康钱庄仓库、浙江兴业银行仓库、金城银行仓库、聚兴盛银行第一仓库、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仓库、浦东银行仓库、扬子仓库、怡和打包厂。在这段苏州河畔,还辟有客运码头。不少中外轮船公司在中段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至新垃圾桥之间就设立有多家客运码头,开辟了前往青浦、常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湖州等地的航线。苏州河畔的近代工业文明深深吸引着人们,而逶迤向西的苏州河沿河出现的工业带更值得作一番考量。《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写道:“这里原本是偏离上海县城的农村地区。进入20世纪后,外国资本因有《马关条约》的保护,加大了对上海的经济渗透,而民族资本为挽回利权,也开始重视实业振兴,上海的工业由此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在此前后,位于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实现界域大扩张,西境远远推展到小沙渡(今西康路)至静安寺一线;地处北岸的华界闸北,为抵御租界蚕食,兴起自治运动,以市政建设为先导,推进华界城市化及华商产业发展。这种扩张与推进,为苏州河西段两岸及整个沪西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苏州河西段两岸开设的工厂门类众多,主要有纺织、印染、榨油、面粉、烟草、化工、造纸、印刷、橡胶、搪瓷、机器制造等业,尤以轻纺、粮油业为重。其中,不乏为沪上开办最早、最大或在各自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企业。之所以形成如此的产业结构,与吴淞江流域的自然状态、水运条件、原料产地及营销市场有关。若考察这些企业的地域分布,则不难看出,南岸的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北岸,此乃南岸企业地邻或地处公共租界西区,其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远比后起的北岸华界发达所致。”而“工厂企业纷纷聚集于此,推动了苏州河工业带的形成,所谓‘沪西工业区’者,即以这一带为主体。1949年前的上海,拥有两大工业区:东部是位于黄浦江下游西岸的杨树浦工业区,其工厂企业中虽不乏轻纺工业,但诸如造船、动力制造等重工业及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所占比重不小;西部就是上述以苏州河西段两岸为主体的沪西工业区,它更多体现着以轻纺、化工和粮食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
  苏州河在普陀区境内蜿蜒14公里,岸线长21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拥有苏州河岸线最长的区域。我不由想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看中在此投资建厂,从而创立了一系列知名品牌,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最初的篇章,毋庸置疑,苏州河优越的自然条件肯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普陀区也因此孕育出了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辉煌。粗略算来,这里曾活跃着不下于700家的工厂企业,涉及纺织、轻工、机械、仪表、化工、食品等多种门类。这里作为“面粉王国”,除了前文曾经提及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外,更有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的安徽寿州人孙多森兄弟。至于申新二厂、申新九厂、公益纱厂、统益纱厂等的涌现,以及在这里集中的60余家纺织、印染、丝绸、毛麻业工厂,足以使这里享有中国纺织工业名至实归的“半壁江山”之誉。除此之外,尤其应该一提的,是普陀区苏州河两岸的民族工业在兴盛时期,创立的许多家喻户晓,乃至蜚声世界的知名品牌,如:曾四次代表中国制造业参加世界博览会,三次获奖的天厨味精厂“佛手牌”味精;福新烟厂生产的“勇士牌”卷烟;汇明电筒厂生产的“大无畏”牌电筒电池;振华造漆厂生产的“飞虎牌”油漆等。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有其两面性,苏州河沿岸发展亦然。在对苏州河沿岸发展进程进行“文化打量”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推进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它出现的另一面态势,亦即它的“负效应”—污染!

  苏州河的“负效应”污染
  是的,畅通无阻的苏州河道,带来了水上航道的天然便捷,且因这种便捷,营造出了上海近代一系列民族企业和大小仓储的勃兴。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表象后面,隐伏着水污染的严重危机!
  不言而喻,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尤其是饮用水。上海开埠前,人们多以自然河道的水为饮用水,开埠后,老城厢河道变浅变窄,河水已不敷饮用,于是就利用早晚两次黄浦江涨潮时,到洋泾浜、吴淞江汲取江潮带来的清洁水。后来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和水体环境的恶化,饮用水环境愈来愈不尽如人意。
  饮用水问题关系到租界社会的稳定,毕竟外商在上海也要饮水。有鉴于此,先是英商于1881年建立了杨树浦自来水公司,并于1883年向租界居民供水,继而法商于1895年在董家渡也建立自来水厂。
  直到1896年,华商冒骧在半淞园附近建起了自来水公司,五年后开始供水。而另一座由华界人士为抵制英租界的扩张而建立起来的闸北水电公司始创于1907年,1911年开始供水。后终因吴淞江水质恶化,被迫迁移至黄浦江下游。
  从现有资料发现,成为近代苏州河污染源先声的,就是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在苏州河畔设厂制造酸碱,那些流入河道的溶液下脚,便是污染源的罪魁祸首。据统计截至1911年,单是外商在华开办的91家工厂中,有41家都设在上海,而为取水利运输之便,上海近代工业多数分布在毗邻黄浦江、苏州河及其支流沿岸。大量的工业废水不经任何处理就流进了苏州河,成为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另外,城市每天产生的巨量固体废弃物、聚集地居民流入的生活污水以及河道上的运粪船和垃圾船频繁运载城市无法消解的糟粕,都不停地沉积和分解于河道之中,从而日渐改变着苏州河的水色和水质。
  虽然常识告诉我们,差不多所有的水体,都有与生俱来的自净能力,只要有足够的清水和流速,就能使水中的污染物质降解或稀释。然而,远说不上宽敞的苏州河,却是一条清水少、流速小的河流,自净能力极弱。除此之外,苏州河还受潮汐的影响,涨潮的时候,水从下游往上游顶;落潮时,河水又朝河口流,有数据档案显示,其涨潮落潮时间比约为5∶7。这就是说,一天之内,会有相当量的污水,在苏州河中随潮往复回荡两次而不能排出,这就像人体新陈代谢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健康一样,苏州河同样也会产生“肌体疾患”—河流污水的浓度越来越高!
  果然,1920年,吴淞江外白渡桥至澳门路的河道水域出现了黑臭性污染。随着水污染的逐渐蔓延,杨树浦、日晖港、沙泾港、虹口港等主要河段,水质也每况愈下。
  水污染当然也引起了当局的重视。1922年,工部局建造了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经沙泾港排入黄浦江。1926年又再建了两座污水处理厂,其中东区污水处理厂取代北区污水处理厂。经过多头齐下的污水处理系统,每天可处理污水15 000吨。但即使如此,也仅占处理全市污水总量的百分之五,治理的步伐仍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
  曾记得,著名记者、老报人曹聚仁谈及上海掌故时,对清末民初曹家渡苏州河边的小万柳堂有过这样的描绘:“堂之东,有帆影楼。堂之上有西楼;西楼勾连处,为剪淞阁。每当夕阳初下,晚霞水影,景色最佳。堂南为南园,环以垂柳数百株,仿佛当日的南湖。”又说:“万柳堂对岸为海宁徐氏的小兰亭,大门上署‘剪淞徐渡’横额,占苏州河流之胜,一片竹林,有兰亭的风致。”
  这不过是曹聚仁眼里的苏州河一角。但仅仅是这一角,也足以让我们以一斑而窥全豹,想见当年苏州河的胜景和充满魅力的情韵。苏州河曾经的碧波荡漾,终于远去了。

  流失的“自然本色”
  由于旧上海工业规模有限,所以解放前,苏州河的污染范围始终被控制在从河口到中山西路桥一段。当然,水污染的局面也曾在1949年一度有过改观,当时的上海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水利、治水害,整治城市水环境污染。
  然而好景不长,解放后的上海致力于发展工业经济,由原来的多功能城市逐步转变为单一的工业中心城市。政府在加强苏州河畔工厂建设的同时,又在其支流上新建了北新泾、彭浦、桃浦、长风、安亭等工业区和曹杨、天山等许多住宅小区。这样一来,苏州河沿岸的工业厂房更加密集,人口也更加集中。据资料记载,到1985年,在市区17公里长的河道段上,每天有140多万吨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不加任何处理直排河道。到1996年,整个区域人口总数已达405万人,工厂企业1 430家,其中不乏许多对上海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型企业,但同时又是苏州河的重要污染源。除此之外,上海郊区的嘉定、闵行、青浦除了市属和区属企业外,还发展了众多的乡镇企业和城乡合作企业,使苏州河上游的水污染更为恶劣。再加上苏州河沿岸还分布着不少服务性机构,大体数来,餐厅和旅馆就有九百多家,医院和卫生院约70家……
  如此沉重的污水负担一股脑儿加载在苏州河的身上,终于让她不堪重负了。根据调查资料披露,苏州河污染带于1956年影响到北新泾(距河口23.4公里),1964年上溯到华槽,1977年扩大到黄渡(距河口35.5公里),1978年涨潮黑水直达青浦县的赵屯、白鹤。至此,苏州河上海境内段全部遭到污染,成为黄浦江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市区河段的水质全部劣于五类,郊区河段的水质也都介于四至五类水之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州河黑臭日益严重,以致形成了一条自河口至华漕长达23公里的常年黑臭污水带。枯水期间,黑臭污水可上溯至黄渡附近,甚至黑臭期一度高达一年中竟占到300天!
  暂且撇开工厂企业这些“重磅”性的倾污泄污“大户”不论,仅就“小打小闹”来说,我除了在一些图片资料上获得“见识”外,还曾亲眼看到一些临苏州河而栖的居民和苏州河上的船民,坦然大方地在苏州河畔倾倒痰盂和冲洗马桶,更有甚者,居然还有成人指使半大不小的孩子翘着屁股,直接朝苏州河排大便……这些有意无意的排污者,将一条袒露在潋滟阳光下的苏州河,冷血地视作了天然垃圾场,毫无顾忌地想怎么倾倒就怎么倾倒,他们竟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分明是对苏州河的肆意糟蹋和野蛮蹂躏!
  本来我以为我见到的这些现象够令人叹为观止了。岂料2010年岁末,在采访一位已经退休的苏州河综合治理工程师时,更听闻了一些令我目瞪口呆的事情。他说,在过去的岁月中,竟有船家在运输粪便时,一边往装粪船里装粪便,一边偷偷打开船舱底部的“机关”,将大量粪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向河底倾泻……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多计算运粪船的载入量—多载多运多得!听罢退休工程师的口述,与其说我心生愤慨,不如说更多的是感到悲哀。碰上这样的人,遇上这样的事,苏州河还怎么可能保持自己的“洁身自好”!然而,现实毕竟摆在面前,既然苏州河是“上海母亲河”,受其惠泽,我们责无旁贷地要为维护和恢复“母亲河”的安全和健康,竭尽心力。

  决心重塑上海城市形象

  上海,尤其是苏州河,应该记住这个日期:1985年9月。这一天,国务院批准了苏州河合流污水工程的项目建议书,从而开启了关于苏州河治理工程一系列良性发展的滥觞之门。
  之后,1986年上海市政府批准工程的初步设计;1988年8月工程正式开工;1993年苏州河合流污水一期工程通水运行,苏州河水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水体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此基础上,1996年上海市政府进一步展开了对苏州河的治理工作,当时的市长徐匡迪同志亲自出任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众多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截流、治污、清淤、引清、绿化”的十字方针,沿河的八区一县也相继成立苏州河综合整治机构。1998年开始实施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这是在合流污水等工程的基础上,对苏州河实施全面治理迈出的第一步。而全部整治工作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苏州河黑臭现象。第二步则是到2010年,市区河段中重现鱼虾,把苏州河及其沿岸打造成上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场规模空前的治污工作,就此在苏州河及其沿岸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这项工作的参与者们本着“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在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沿岸经过搬迁、整治,1997年建成四块滨河绿化样板段;尤其是经过一系列整治,至2000年,果然传来好消息:苏州河干流基本消除了黑臭,水质开始好转!
  是年8月,武宁路桥断面底泥中发现昆虫幼虫,这喻示着苏州河水质已有很大改善,可以使生物繁衍生息了;11月,在苏州河河口段举行了一次赛艇比赛,轰动上海;2001年,苏州河干流水体毒性下降;7月,市区河段发现有小鱼游动;2003年,滨河绿化岸线已达15公里……
  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易看见或鲜为人知的却是苏州河整治工作者们无数个日夜的默默辛劳和付出,以及各级领导和许多市民的大力支持。
  据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年9月披露,为了解决苏州河的污染问题,改善上海的环境质量,重塑上海城市形象,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历届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广大市民也积极支持和参与。正是在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才使得对苏州河治理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实质性的开始,尤其是1996年开展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以治水为中心,截污治污、综合调水、支流治理、底泥疏浚、环境整治等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更是大大推进了这项工作前行的步伐和力度。毫无疑问,苏州河综合治理是非常大的科学课题,其中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单是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就已成为集水利、防汛、市政排水、截污治污、环卫、绿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重大环境建设项目。于是,为了写作这本书,在2010年冬季来临的时候,我开始了对部分参与苏州河综合治理专家们的实地采访。随着我采访的日益展开和深入,我渐渐发觉,关于苏州河综合治理工程,其涉及的范围之广,遇到的难度之大,远不是我的理解和想象所能达到的……仅从几个大的层面而言,就有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的编制、苏州河整治实用技术的研究、苏州河综合调水的实施、污水截流和石洞口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与建设、苏州河河口水闸的设计与建设、苏州河环卫码头的搬迁和滨河绿地的建设、初期雨水调蓄池的设计与运行、苏州河底泥的污染与疏浚、长宁田度环卫基地的设计与建设、苏州河梦清园的设计与建设、苏州河未来的规划与建设……
  在此过程中,我总共采访了十余位高级工程师,他们都曾亲身参与苏州河综合治理,在第一线奋斗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经历了这段难忘的岁月,他们身上已经都有着一种浓厚的“苏州河情结”,用他们的话说,平时工作再怎么忙,只要人在上海,过一段时间,总要到苏州河沿岸去走走、去看看,尤其是自己曾经亲自参与作业的河段,那份感情就像是父母关注着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真切。
  我采访的第一位高级工程师,是如今已退休的匡桂云。
  匡工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专业,她在退休前曾任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处负责人。不难发现,说起那段岁月,匡工心里仍升腾着一种难以克制的激动。她说,眼看着苏州河经由他们的智慧和双手,重新焕发出美丽与青春、健康和活力,能不为之感到自豪吗?
  自从她进入“苏办”工作以后,切实感受着许多市民对苏州河整治的热情参与,他们纷纷为治理苏州河献计献策,给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及有关部门写信致函,提建议、出主意,甚至还附上详细的论证方案、画出草图、提出预算,这些来信来函转到“苏办”后,许多都是由匡工经手处理的。然而,由于影响苏州河治理的因素多、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当然需要讨论和制定专业性的综合整治技术和措施。1996年开始,匡工就全程组织并参与了《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的编制,历时两年,根据有关市政排水、水利、环卫、航务等专业规划,通过对苏州河375平方公里重点整治区域的污染源调查、水文水质同步调查,又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该方案。它规定了苏州河整治53.1公里的干流、主要支流及855平方公里陆域整治范围;分析了苏州河主要的环境问题,包括严重的有机污染、底泥污染、支流对干流的污染、合流污水泵站溢流对水质的污染、不利的水动力加剧水质污染、上游来水水质较差、航运的影响及陆域布局不合理等;确定了苏州河水环境功能定位为环境生态和水利功能;明确了河环境综合整治的主要技术措施为截污、治污、调水、清淤、曝气和绿化,设计了17项工程,计划投资200多亿元。
  苏州河整治工程于1998年开始,计划实施三期工程,其中第一期从1998年到2002年,总投资约70亿元人民币,主要以消除苏州河干流黑臭以及与黄浦江交汇处的黑带为目标。我至今记得,在向我提及整治苏州河的污染,尤其是说起外白渡桥附近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水域的那条触目惊心的“黑带”时,匡工脸上露出的凝重和严峻的神情。那份焦灼,那种揪心,让人觉得好像不是苏州河的“健康”出了问题,而是她自己患了大病。我知道,只有真正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到苏州河整治之中的人,才会出现那样的情状。
  匡工说,治理苏州河的黑臭,包括“黑带”,首先就要治理它的污染源,这就像一个人病了,先要找出他的病因一样。通过大量调查论证,主要污染源来自苏州河支流。原来苏州河中下游的彭越浦、真如港、木渎港、新泾港、申纪港、华漕港等六条主要支流的水质均劣于国家地表水五类水标准,而造成这污染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沿河居民的乱排放,更有沿岸工厂未经任何处理,就将污水直接或间接地排进支流水体,造成严重污染。针对此一现象,截污、治污便成为刻不容缓的行动,不仅要阻断污水从支流流向苏州河,还要完善工程范围内的排水系统,为地区污水提供便捷可靠的出路。为此,建设者们敷设污水干管,控制并收集污染源产生的污水,同时,建造相应的污水泵站,将污水输送至污水排放系统总管,进行集中治理后再转而外排。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控制并收集起了现有污染源产生的污水,从而大量减少了苏州河支流对苏州河干流的污染负荷。至于“底泥清淤”这个话题,我又采访了另一位高级工程师林卫青。
  林工是从1998年开始参与到苏州河项目里来的,他一直经历了苏州河综合整治一期、二期、三期工程,但主要负责苏州河底泥清淤方面的工作。林工告诉我,苏州河污染底泥的累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应该说,自上海开埠以来,河水就逐步受到污染,随后各种污染物便慢慢积附到苏州河底泥之上。大概说来,苏州河的底泥对水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苏州河的底泥中存在着大量的、能够消耗水中氧气的有机污染物。上部河水流过底泥时,大量氧气被消耗,而氧含量是水体健康十分关键的指标,就像人的血压指标一样,溶解氧低了,各种坏的情况都会发生;第二,就是苏州河底泥中还积累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比如说重金属和微量有机污染物,这一类污染物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合适的条件下释放到水体中来;第三,底泥中的污染物又会对栖息在底泥中的生物产生明显的污染作用。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底泥污染造成的影响确实十分关键。当然,苏州河只是一个典型,除此以外,上海其他的中小河道、黄浦江的部分河段,乃至世界各地的河流,都存在底泥污染的问题。所以解决流治理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为了清除苏州河底的淤泥,苏州河治理专家们,在研究了苏州河底泥的水力特性、储量分布、疏浚范围以及与水质的关系后,发明了清除底泥的新技术,开拓了苏州河污染底泥在建材领域变废为宝的新途径,具有明显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然而,苏州河清污远不止底泥这一个方面,综合调水便是另一大工程。对此,我专门采访了参与苏州河整治初期雨水调蓄池的设计与运行的高级工程师张辰。
  张工告诉我,建雨水调蓄池是在苏州河综合整治二期工程时开始的,其目的也是想让苏州河变黑臭为美丽。虽然通过一期、二期截污治理工程之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处的黑带不太明显了,但苏州河水质依然十分浑浊,特别是遇到暴雨天气,河岸边的一些防汛泵站就把污水管道里面的污染物全都排进了苏州河里。为了进一步改善苏州河水质,经过研究一致决定建雨水调蓄池,把原本排到苏州河里去的那些污水,截流在调蓄池里,然后在晴天的时候,用泵把它们送进污水管道,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再排到河里,这是消除苏州河黑臭、改善水质的一项重要辅助措施。
  1998年4月、10月以及1999年5月,专家们利用吴淞路桥闸涨潮关闸、落潮开闸,分别进行了三次调水试验,获取了大量的水文水质监测资料,找到了改善苏州河干、支流水质的途径,为进一步论证和完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后来根据三次调水试验获得的丰富实践经验,从2000年5月31日起,苏州河综合调水措施就成为苏州河整治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通过闸门群体联合高度增加上游来水量,改变苏州河潮汐往复由西向东的单向流动,极大地消除了苏州河干流黑臭现象。如今的苏州河水质已明显好转,两岸绿地逐年增加。然而,消除苏州河的黑臭,只是治理苏州河的第一步。为了让“母亲河”笑容灿烂,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改善其水质,恢复其生态环境。比如2010年苏州河水质要达到国家地面水四类标准,并恢复水体的生态系统,让绝迹多年的鱼虾重返苏州河,而这果然已经初步实现。另外,航运功能也要作重大调整,在市中心河段禁止货船航行;降低防汛墙高度,建筑滨河护栏和亲水平台,使人与水更亲近,这也开始落实了。
  当然,说起滨河的绿地建设,不得不提及“梦清园”和高级工程师张效国。
  “梦清园”其实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环保主题公园,它集中体现了上海“以人为本”、建设生态城市的科学发展观,一听“梦清园”这名字,就给人以一种洁净温馨的亲切感。它坐落在苏州河南岸、宜昌路以北、昌化路以西、江宁路桥东侧,开工于2003年,第二年建成开园。拥有绿化率为84%,以亲水性、大绿量为主要特色,园内草坪面积约9 450平方米,乔木和灌木面积54 450平方米。这是目前苏州河畔最大的一块绿地,也是上海第一个活水公园。而张效国就是其中“梦清馆”(即苏州河展示中心)的常务副馆长。
  一提起“梦清园”,张工脸上即现出一种特别自豪的神情。因为他是看着“梦清园”诞生的。如果不是听张工道出,还真难以相信,“梦清园”原址曾是苏州河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建设“梦清园”,动迁居民754户,搬迁18家企业,投资约5.1亿人民币。然而,“梦清园”的建成既改善了上海市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保护了上海的水资源,经过处理后的苏州河水不仅可以用于公园的清洗、花草树木的灌溉,还流入1 500平米的人工湖,供市民亲水嬉戏。
  而在采访过程中,最充满惊心动魄况味的,也许当数与唐国利高级工程师所做的访谈。
  唐工司职于苏州河河口水闸的设计与建设,谈起这个,唐工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苏州河河口水闸是苏州河二期工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内容,它与上海整体的建设和防汛以及苏州河整治的成果巩固密切相关。对于新的河口水闸,在技术上曾提出过十二字工作要求:双向挡水、频繁启闭、灵活调动,这是对新闸的功能上的要求。此外,还有景观的要求,因为这里是外滩源景观,整个外滩本来就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因此所有新建筑的结构外形,都不能影响外滩整个地区的风貌环境,新的建筑必须要与周围环境相和谐、相协调。
  在新闸的施工过程中,他们成功克服了各种困难,为棘手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如消音、震动、焊接等。尤其是关于河口水闸的最后安装过程,堪称“惊心动魄”。因为闸底板100米宽,同河床宽度接近,且重达5 000多吨,沉放的过程除了根据潮位选择时间外,还必须均匀沉放,因为两边只有15公分的间隙,如果两边下沉不均匀的话,就会搁住,如果搁住的话,那么苏州河就要断航,而这是新闸施工所不允许发生的。同样像唐工那样,说起自己司职的内容如数家珍的,还有沈季南工程师。
  沈工负责的是关于(田度环卫基地)长宁区外环线西面的设计与建设工程。他清晰地记得,当初为选址颇费周折,他们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最后终于立项在长宁区新泾镇努力村田度这一块地方,所以这个项目又称为“田度工程”。据沈工介绍,最终选中这里,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除了要具备一定的空间外,还必须符合一定的环保要求,如四周有比较充沛的绿化带,周围不能有居民区,不能有任何的人流集中或者商业区等等,所以经过了整体论证、多方比选之后,才最终定在田度地块。为了把田度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固体废物的处置中心,政府拆除并重建了三个码头,然后整合长宁区市容局的现有资源,并新建各类垃圾处理中心、综合办公楼、民工房、环卫停车场等,形成5+1(即粪便、垃圾、通沟污泥、餐厨垃圾和大件垃圾五个子车间和一个综合楼)环卫综合处置中心。可以说,这个田度中心确实为苏州河环境改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我所采访的其他领导和专家也都作了很好的介绍。比如原市环保局副局长葛惠珍谈关于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的编制。她说,在八五期间,上海市就曾列了一个世界银行的项目:黄浦江水系综合整治规划的大课题。黄浦江水系包括很多支流,苏州河是黄浦江课题子课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所以,从80年代开始考虑黄浦江水系治理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苏州河综合整治的专题。由此可见,市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苏州河综合治理这一问题。
  葛局长还提到了第二个大背景,就是随着上海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外宾来到上海,都要来看看苏州河,然而苏州河这么脏,这不仅是上海的耻辱,还影响到国家的形象。所以这也是促使我们下决心治理苏州河的一大原因。其他如金嗣乐工程师接受我的访谈,主要围绕关于苏州河(黄浦区段)环卫码头的搬迁和滨河绿地的建设。金工说,1997年年初,应市里的要求,开始对水、陆环境进行全面整治。当时水域中的污水河流,包括排污、控制污染源等,已经做了一些先期的准备工作,而陆域范围基本上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之中。针对这种状况,市、区各方面领导和专家都急切希望能搞出一个样板,从而为下一步的工作起到一个竖立标杆的作用。结果我们今天都已看到了,一个“样板段”就出现在毗邻外滩的苏州河岸。这里有绿化带加上街心花园,已成为外滩景观的延伸。绿化主要采取三段的格局,草坪、灌木加乔木。树种也相当丰富,既有落叶的,也有常绿的,整体形成了低、中、高三大层次。由于苏州河边的建筑具有相当丰富的人文情调,所以整体绿化也形成了透空的感觉。
  此外,侯承德工程师接受我访谈时,还专门谈到了苏州河(普陀区段)未来的规划与建设。在苏州河整治的六条支流中,普陀区就占了四条,由于普陀区沿苏州河两岸的旧区规模比较大,所以在整治过程中的工作量也是所有中心区中最大的。

  让苏州河水传播人们的文化关怀和精神呵护

  苏州河从历史的深处流淌而来,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时空。其中交织着岁月的绵延、水工建筑的兴废、河道的变迁和航运的演化,这里有四季变化、时空洗礼、蜿蜒跌宕与深沉执著。坐落于上海志丹路和延长路交汇处的志丹苑地下水闸是今天苏州河、元代吴淞江的一个反映历史时空的考古现场。
  2001年5月2日,在民居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个考古点,后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立即进入现场,经过考古现场的试挖,当时就明确是元代的地下水工建筑。后来市文管委又及时召集了全国对地下水工建筑、水利建筑有研究的一些专家,进行了咨询,大家意见一致,肯定是一个地下水工建筑。现在几年过去了,志丹苑博物馆已开始建设,意义到底何在?一是上海在元代已有非常出色的水利建筑。讲到元代的水利建筑,一定要提到任仁发,在轰动中国书画艺坛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72件国宝当中,有一幅花鸟画出自元代任仁发之手,有人以为任仁发当年就是专业画家,其实任仁发在元代是水利专家。根据史料记载,任仁发在元代的时候,在上海地区组织了十大水利建筑。当然,今天的志丹苑地下水工建筑是否出自任仁发之手,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探秘。不过志丹苑的考古依然可以证明,在元代,上海已经有非常精美的地下水工建筑。志丹苑地下遗址的河底石板和河道护体的加工之精美,石榫制作之精到,工艺水平之高超,真是令人赞叹。二是有利于弄清楚吴淞江的演变。今天的志丹苑地下水工建筑距离今天苏州河、当年吴淞江的河道为1公里,对当时河道和现在河道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大致看出它的河道演变。三是研究航运史的意义。上海是长江之口,当年航运业已经非常发达。通过志丹苑这个考古点的挖掘,可以进一步弄清航运和水利建筑、地下水工建筑的关系。志丹苑的地理位置处于上海市中心,它的考古发现对于上海的文明史的研究和苏州河历史时空的探索十分重要。也许是因为对苏州河历史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多少年来,每当我或乘车或骑车或徒步经过苏州河时,面对那在阳光下、灯火中跳动闪烁的粼粼波光,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些感触和联想,那内容似乎牵涉着往昔,又仿佛纠缠着当下,奇怪的是我不清楚它们具体是什么,也捕捉不住。但它们就是紧紧缠绕着我,久久挥之不去……
  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2011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民期盼已久的“母亲河治本工程、民生工程和景观环保工程—苏州河中心城区段底泥疏浚工程”于元月6日正式全线启动。这标志着“沉睡百年”的苏州河黑臭底泥将首次得到大规模疏浚,这也是苏州河三期治理的最后一项工程。苏州河河床就像照片底片,河底污垢就像底片上的霉斑。霉斑不除,洗出的照片再怎么想靓也难。当然,苏州河治理的目标是要打造出东方的“莱茵河”。
  另外,也有专家告诉我,由于苏州河长期没有疏浚,经年累月淤积的黑臭底泥成分复杂,个别作业段短时可能出现水质黑臭现象,加上苏州河上桥梁众多,跨越河道且埋设位置很不确定的管线众多,以及本次工程施工区域为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城区等众多不利因素,水务部门未雨绸缪,多方征集施工方案,将采取多项全新的疏浚工艺和管理措施,做到多管齐下,努力减少可能带来的水体二次污染和对周边市民的影响。为了保证这项工程的顺利进行,尤其是为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参建各方专门制定了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爆炸物处置应急预案、防汛防台安全预案、管线建筑物保护专项方案、变形监测方案、环保专项方案等一系列专项预案和工作方案。水务、海事、公安、环卫、施工单位共同组建了疏浚指挥中心,从挖泥现场到底泥填埋场,沿线共组建了四个指挥调度小组,全面做好管理调度工作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等准备。苏州河综合整治一、二期工程已初见成效,干流主要水质指标达到景观水要求,昔日乌黑的河道已重现生机,部分河段又现鱼虾。但是由于苏州河中心城区段大量淤积严重的黑臭底泥长期未得到全面彻底的疏浚,使得苏州河进入上海中心城区后,溶解氧等水质指标明显下降,并直接影响了苏州河鱼类等水生物的繁衍、生长和水生态的修复。这位专家还告诉我,苏州河底泥疏浚工程的施工范围共计16.4公里,将采用12台配备液压定位桩的挖泥船同时作业,力争在2011年6月底之前完成。疏浚工程总土方量约130万立方米,平均每天疏浚外运的土方量约8 000立方米,这是创苏州河疏浚历史纪录的。
  另据疏浚工程总指挥、市水务局副局长朱铁民介绍,疏浚工程将采取六大举措:一、将使用140艘300吨运泥船来回驳运,所有清出污泥全部运往新建成的南汇老港底泥填埋场,力争随挖随运,努力减少污泥对周边环境、空气,特别是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二、开挖过程中,将在开挖区域设置防污围栏。这是首次采用防污围栏新技术,防污围栏采用透水性好的土工布及浮筒组成,以尽可能减少浮泥对水体造成的二次污染。三、首次使用挖泥船环保新抓斗,努力减少疏浚期间因抓斗漏水漏土对水体水质造成的影响。四、为泥驳舱顶加盖顶篷,底泥运输实现全封闭。五、为所有运泥船配备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并与高频呼叫系统联网,与海事部门共同联手全线监控运泥船运输过程。六、针对苏州河沿线桥梁多、桥下管线多等情况,为确保桥体安全,12台挖泥船中专门配备两艘专业用于桥底疏浚的反铲式挖泥船,采取反铲进入开挖方法,控制抓臂高度,防止抓臂触碰撞伤桥体。同时辅以低潮期间组织疏浚等,多手段并举,确保桥体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以上消息的地点不是别处,而是恰在苏州河畔的“梦清园”。要知道,“梦清园”在苏州河畔的出现,本身就有着一番不寻常的故事啊!
  环境治理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应当看到,尽管这些年来,对于苏州河的治理,我们已经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若要实现苏州河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还应对苏州河的保护有整体性的把握。而所谓整体性,不仅意味着对整个流域的治理和保护,还意味着产业的转型、后发地区的振兴以及历史空间向文化空间的转换。对于苏州河,我们重视了治理,但保护工作还有遗憾,文化空间的打造更加任重而道远。更何况,相比其功能意义,苏州河的文化意义对上海显得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应强化对苏州河的文化关怀和精神呵护。
  不容否认,上海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尤其是近几年来,苏州河两岸的创意产业发展迅猛,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城市产业升级、生态环境的改造结合起来,在工业遗产的再生性保护利用模式方面做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的保护主要还是参照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概念、原则和法规进行保护,专门针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同时,这里依然有着重功能、轻文化的传统思维。比如,我们过分强调产业的产值,轻视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过分依靠市场规则,却轻视了公共投资和建设。又如,在保护物质遗产尤其是建筑遗迹方面,忽视对作为遗产的更多内容(比如各种遗留设备)的保护,更不要说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对此,我认为,在苏州河的发展或者说苏州河创意产业的培育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应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市场是重视功能和效益的,而政府则承担着守护文化的责任。在经济效益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文化应当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当市场发展给文化保护带来影响时,政府的引导、调节和扶持非常重要。对苏州河而言,她的意义不在于如工业时代那般要求她创造更多的产值,而在于她能够以文化空间联结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向西辐射长三角,向东连接着黄浦江,面向浦东和大海,奔向未来。
  作为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是上海160多年来的历史见证,是上海民族工业发展最忠实的记录,是上海城市的血脉和记忆,是上海人的精神家园和守望地。除此之外,苏州河还是打开上海、了解上海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苏州河,我们就无法想象上海。如果没有苏州河,上海将失去文化归属的依托。正是从这层意义上着眼,我们有理由道一声:让苏州河流水传播人们的文化关怀和精神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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