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还是停滞

2011年5月16日 08:19 来源:东方早报 选稿:实习生 夏阳

  史料多了,证明经济发展的史料不难找,反证经济不发展的史料也随处可得。在古代王朝政治体制下,在发展的同时,并存或隐含着不发展的因素,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理想的发展状态,制约经济正常发展的祸患始终消除不掉。

  王家范   查看一下“文革”结束后开展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讨论”,或许后人觉得甚为可笑。那时为了批判和深挖“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子,封建经济落后停滞必是被讨伐的一大“罪恶”,小农经济则被陪绑在一起,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记得当年《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刚刊出,校园内外争相传诵,人人都折服于这种字字带血的大批判。三十余年过去,史学、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步,证明这样一种大而化之的“批判”,不究细节和过程的历史归纳,不是在澄清历史迷雾,而是制造了新的“冤案”。

  错觉形成的原因可以往前追溯得还远一些。近代新式史学走的依旧是重政治史、轻经济史的路向。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虽然很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实际畸重于生产关系(所有制)和上层建筑一头,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在动力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史学研究方面,后者的突破必须依赖于专门史与区域史研究的带动,包括学者自身经济学素养的提高,农、工、商各部门微观经济史料的广泛开发等等。

  先举个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据的例子。从战国开始,史料保存的历代粮食亩产数据大多低至一石,高至两三石之间,看起来这与明清乃至民国差不离,这不是停滞又是什么(上文的作者就是这样论证的)?现在的研究已经指出这是犯了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发生的原因是浑然不知度量衡的历史变迁,将一石的粮食容量(量制)当成古今始终不变。殊不知汉代的一石只相当于今市制0.2石,唐为0.59石,宋为0.66石,至明清方开始与今制大略相等(比今制稍多一些)。如果只看“量制”,不兼顾“度制”、“衡制”的变化,冒失换算,又会犯错误。例如长度(尺)历代逐渐放大,由此影响每亩面积的计算,古今相差甚多(还不包括各地亩积的各行其是)。汉代1 大亩相当于0.6912今市亩,而1小亩只有今亩的0.288(汉代所谓每户百亩之田,实则只有今之三十三亩多),唐代1小亩为0.2266今亩,大亩等于0.5437今亩,至宋代1亩等于0.9今亩,明清则为今亩的0.9216。重量(衡制)较之度、量变化幅度最小,汉代1斤等于今0.55市斤,唐宋元明清1斤则为今制1.19市斤(以上换算据河南省计量局出版的专题文集,由历代器物实测所得的数据)。现在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考虑到以上换算因素的历代粮食单产演进的数据统计,尽管并非完全一致(完全精确几乎不可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粮食的单产并非“长期停滞”,总体逐代增长,保持着向上发展的态势。

  人所共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促进或制约的作用。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是促进抑或促退,大有讲究(例如佃农制经济是不是一定比自耕小农经济效率差,张五常的研究就很有启发),这里不能展开。不应忽视的是,即使生产关系变化不大,生产力自身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动力。单就中国古代农业领域而论,可以探讨和发掘的方面,内容也很丰富,现在的教材跟不上,故而反映也甚为不得力。

  农业生产力研究的突破,要感恩于古代农学遗产整理与研究的养料供给。现代农史学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由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其滥觞,经几代人努力,至今已经成为一门卓有成绩的独立学科,出现了像万国鼎、石声汉、陈恒力、辛树帜、游修龄、王毓瑚等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农史学权威专家。然而,在很长的时段内,农史学只是被时代大潮冷落的一条小溪,“埋首穷经”,细流涓涓,不要说激烈的“社会性质论战”无睱顾及他们,就是“乡村建设运动”也很少关注他们的成果,更不用说被“正宗”史学看重援引。在史学界,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要到八十年代后期。李伯重是比较早引用古农学史料研究宋、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的一个代表,给江南经济研究注入了不少新侧面、新见解。他的经济史研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农史学对史学研究的推动。现在众多研究成果透视出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因素有许多,例如土壤、水利、农具、肥料、种子、除害以及一年多熟的复种制度等等。以上任何一种改良新措施的推广,都能带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

  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也是一种应该力求避免的片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历代农民,无论是奴隶、依附农、佃农,也包括自耕农,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始终极低,再生产的资本少得可怜。他们是中国最劳苦的人群。需要补充提示的,自耕农的境遇在“国家”(政府)赋役加重、地方吏治极度腐败的状况下,有些时段甚至比依附农、佃农还差。否则,魏晋南北朝豪强与国家争夺农民的“成功”、明清农民向地主“自愿投献”造成土地兼并严重等等现象都无以解释。现在对历代农民生活水准的研究已经做得很细,有相对具体的数据统计合成,但大致也推翻不了过去的这种总体评估。然而,我们对下面一点却是忽视,或者严重低估了,这就是农民为谋求生存、改善生存,内在地产生的经济“创造力”。现在不少学者已经承认,历史上的中国农民不乏“经济理性”。这种经济理性,可以表现为对一种新形势、一种改良的方法起先保持观望的态度,待到这种方法成效显著,就会竞起效法,加入新的潮流。这在农具改良、种子改良和新品种引入以及田地开辟、耕作制度的演化等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多,读者可找来阅读。其中王建革的研究很值得关注。

  这里着重要加以补充的,是农民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还体现在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参与程度上。农民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开拓出的新课题,这是过去被忽视的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方行等学者率先打破传统观点,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整体格局,在自然经济大树的旁边,还生长着商品经济另一棵大树,它们是相互攀附依存的。小农经济不仅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也是商品经济的参与者。假若说在宋代以前,这种新的见解还需要细找史料、力加论证,那么,在宋以后,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风气,史料遍处皆是。养蚕、植棉以及种植城镇居民生活所需的其他经济作物,农民家庭手工业兼业丝、棉,都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来源,可以聊补田赋、徭役沉重造成的生产生活费用的不足。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农桑广类·木棉》说得最明白不过:“(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收亦非有加于他郡邑。所由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棉织)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布帛枲苎,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仰俯给,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但需要说清楚的是,农民经济的这种发展新态势,是有前提条件的。这要依赖于丝、棉市场的城镇消费能力增长,也取决于该区域商贸经济的活跃水平。因此,在城镇经济发达的地区,商贸经济活跃的区域,那里的农民兼业与商品化的程度就高,家庭手工业也相对普及。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是“单一”的粮食生产不妥,但在上述前提条件不充分的地区,农民多种经营以及兼业等商品经济活跃程度相对低下,却也是事实。这同样是农民出于经济理性的无奈选择。经济作物产品卖不出去,或卖不了好价钱(利润风险太大),自然也就只能返回到比较稳定的粮食耕种老路。有力的例证是,即使在粮、棉兼业的地区,棉花、棉布价格上涨的时候,农民弃粮植棉;反之,价格大幅下降,产品滞销,他们又弃棉种粮。总之,新的研究不断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