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得天独厚的经营环境和人才土壤，给了外资银行业务做大做强的发展机遇。面对外资法人银行一年来的迅猛发展，原先充斥于国内银行业“狼来了”的恐惧心理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以一种同台竞争的平和心态来看待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目前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仅占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的2%,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站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的花旗银行大厦35层，眺望窗外陆家嘴金融中心全景，花旗（中国）行长黄晓光向记者表示，进军中国，大本营一定要选在上海。
　　今年4月，时值首批外资银行法人化一周年之际，记者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实地采访了注册在上海的花旗、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外资法人银行总部，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印象深刻。

　　首选是上海

　　自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要把上海建成我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后，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便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一目标在努力。进入本世纪，上海更是从自身实际出发，抓住有利机遇，把金融、航运作为“四个中心”建设的“突破口”。当得知外资银行法人化审批工作启动后，上海便成立了由主管金融的副市长领衔的工作小组，挨家挨户地走访外资银行，正是这种诚意和高效率的工作，加之上海特有人文环境，市民的金融意识，打动了外资银行。

　　首批成立的四家外资法人银行，无独有偶地都把总部放在了上海，充分显示了上海———这座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己是远东金融中心，在改革开放中再显生机的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花旗（中国）行长黄晓光看来，花旗（中国）总部落户上海，“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他认为：“关于中国总部，除了上海之外，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他城市。”黄晓光回忆说，早在1997年，花旗银行决定将中国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在转制成为法人银行后，上海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花旗（中国）的总部。也就是说，花旗（中国）的总部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据黄晓光透露，在很多国际金融人士看来，上海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东金融中心，经过多年发展，有着很好的商业文化氛围，外资银行的中国总部肯定首选上海。据悉，即使在现在，花旗集团的高层每次到访上海，都会去寻找当年花旗在老外滩九江路的旧址，这就好似一种情结，也正是这种情结，紧紧联系着花旗银行与上海这座城市。“旧址代表着历史，现址则意味着现在和未来。”如果仅仅靠历史渊源，靠感情的纽带，甚至单纯靠政策优惠是拴不住外资银行的。在商言商，企业讲的是利益、效率。外资银行同样如此。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翁富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本地注册是汇丰在中国142年历史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作为一家成立于上海、142年来从未间断在中国服务的银行，成为外资法人银行后进一步巩固了汇丰与上海，这个中国最富活力城市间的深厚联系。他同时又指出：“本地注册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是在中国，本地注册的过程进展得如此顺利和高效。”翁富泽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感叹上海市政府对此所表现出的诚意和所体现出的高效率，“我记得韩正市长亲自写信给汇丰集团主席，表示他本人对汇丰在上海本地注册将亲力亲为。时任副市长的冯国勤亲自领导一个包括税务局等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在内的工作小组，为汇丰的本地注册提供现场办公。汇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经历过本地注册，但是都没有像在上海这样得到如此大力的支持和高效配合。我相信，对于其他还没有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来说，上海所做的一切极具吸引力，并令人信心倍增。”

　　爆发式成长

　　来自上海银监局的数字显示：自我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承诺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在上海的发展便呈爆发式成长。至2007年底的一年间，上海新设12家外资法人银行，目前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总数达到17家，占全国的58.6%。资产总额为7370.93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末增长了54.7%,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为58.84%。数字是枯燥的，数字所代表的物质又是鲜活的。自从外资银行注册为本地银行后，便加快了在中国发展的步伐。今天，当你驻足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就不再只是“中银大厦”、“交行大厦”、“建行大厦”，在鳞次栉比的高搂中，“花旗银行大厦”、“汇丰银行大厦”、“渣打银行大厦”亦竞相闪耀其间。面对此景，渣打银行（中国）首席执行总裁、董事会常务副主席曾璟璇不无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身份证”。

　　上海得天独厚的经营环境，人才土壤，给了外资银行业务做大做强的发展机遇。记者所到之处，谈及自身这一年间在上海、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利好”频频。

　　如果要问在上海所有的外资法人银行中，谁的布点和服务范围最广，那么熟悉外资银行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汇丰中国。这不仅因为汇丰在中国拥有142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完成本地注册以来的仅一年时间里，该行更是取得了多方面的快速增长。2006年底，汇丰在中国的员工总数是2990名，时至今日，员工总数已经超过4900名，增长超过60%。2006年底，汇丰在中国的14个城市拥有35个网点，现在，汇丰中国在国内17个城市有多达63个网点，增长超过75%。自去年4月23日获准为本地居民提供广泛的人民币服务以来，汇丰中国如今已在全国15个城市为本地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是所有外资法人银行中人民币服务地域范围最广的。卓越理财是汇丰全球的个人财富管理品牌，截至目前，汇丰中国共在15个城市设立了43家卓越理财中心，本地居民占卓越理财客户的比例已上升至56%。

　　业务拓展几乎是所有第一批外资法人银行在这一年来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渣打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曾璟璇向记者透露，渣打中国一直以来秉承“以人为主”的价值观，因此所有业务的开展也坚持这一理念。“2007年以来，中国各家银行在个人银行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们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还是保证以客户需求为主，有针对性地推出产品和服务。正因为如此，去年我们创新推出的‘现贷派’、中小企业无抵押贷款等产品都很受客户欢迎。”渣打中国华东区个人银行总裁黄丽芬直言，2007年是该行“个人银行丰收的一年”。她介绍说，在网点、客户数量翻一番的同时，该行共有77个理财产品相继推出，尽可能地满足本地居民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此外，渣打已经在国内16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今年还将介入更多城市。目前,渣打中国在全国拥有14家分行、23家支行、2家代表处。本地注册之后，该行的个人业务发展也越来越人民币化，通过近一年来的发展，本地客户占比也不断提高。个人银行业务全面丰收的同时，企业银行的表现也毫不逊色。渣打中国企业银行联席总裁陈铭侨告诉记者，自法人银行成立以来，企业银行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都获得了政府和市场的广泛认同。“我们致力于帮助企业提高收益、规避风险。此外，在新疆开展的小额农贷试点项目，更是企业银行自转制以来取得的最大成绩。”

　　除了获准向本地居民提供全面人民币服务之外，渣打中国在这一年中还取得了不少新的业务“牌照”——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家银行正以飞快的速度在中国市场发展着。

　　面对外资法人银行一年来的迅猛发展，记者注意到原先充斥于国内银行业“狼来了”的恐惧心理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以一种同台竞争的平和心态来看待外资银行的本土化。上海银监局外资银行非现场监管处处长马立新从一个监管者的角度把外资银行在上海的集聚发展总结为“四个效应”：一是创新效应。零售业务如今成了外资银行产品创新的重点，由此推动了中外资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长足发展。现在外资法人银行的外币理财业务已占了上海市场50.31%的份额。二是人才效应。截至2007年末，上海外资法人银行从业人员已达19034人，由于业务发展迅猛，外资银行对中后台管理人员的需求大增，大量中高级人才的引进，大大提升了上海金融业人才的档次。三是声誉效应。2007年正是美国次贷危机祸起萧墙、风生水起之年，而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业绩良好，资产质量高，拨备充足，资本充足率均在10%以上，这充分说明上海金融市场经营环境良好。随着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上海金融生态环境在国际上声誉鹊起。四是辐射效应。2007年总行落户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在全国共增设分行12家，另有7家分行获批筹建，10家分行提交筹建申请。从布局来看，除东部沿海外，中西部地区也是外资银行布局的重点，目前在那里己有16家外资银行分行，并且还有5家分行在申请设立。这一布局很好地说明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对周边和腹地的辐射推动作用。

　　发展瓶颈

　　外资法人银行在内地发展，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这一点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强烈。荷兰银行（中国）上海分行陈行长谈到，他们对在内地拓展市场，发展业务很有兴趣。但目前制约业务发展的“瓶颈”在于母公司的整体优势难以发挥，荷兰集团金融产品工程师、信贷专家、风险管理高手都不在上海，不是他们不愿意来，而是上海的税收“门槛”太高，制约了国际金融人才落户上海。

　　和国际上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税收可与伦敦、纽约相比达45%，比同样在争创国际金融中心的印度孟买、韩国首尔高出许多，甚至比中国香港地区也要高许多。银行也是企业，也要考虑经营成本，过高的税收只能使我们拓展业务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是外债额度管理。过去没有本地注册时，荷兰银行从开展业务需要考虑，可以从母公司处拿到便宜的资金。成为本地银行后，被外债额度绑住了手脚，便宜的资金拿不进来，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某些业务拿到香港去做。花旗（中国）行长黄晓光对此感同身受，他直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缺少国际认同的规则体系”。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他认为，这不是光靠引进从业人员、建高楼和交易市场、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进驻所能解决的，而是要设法让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交易中心，让各国的交易方没有任何顾虑地进来交易，这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黄晓光告诉记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必须遵守规则，在激烈的竞争中，一旦犯规就应受到惩罚。这个‘规则’，也就是与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上海目前还不具备。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何使国际上的交易参加者信任我们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关键。”

　　开放与监管，如何适度把握，既要放而不乱，又要统而不死。对此，上海银监局外资银行处处长马立新的看法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监管透明度”是中国银监会定的原则，从上海对外资法人银行的监管目标看，是要通过有效监管，保证银行业资源能以市场方式配置运作，构成自发演进的可持续动力，任何外来的机构都是市场资源的补充，带来的是共生的竞争活力，从而保证开放安全有序地运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在总结外资法人银行注册上海一年间，给上海金融业、上海金融市场、上海金融产品创新、上海金融人才集聚所带来的可喜变化后指出：上海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还远远不够，目前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仅占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的2%,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都具有广阔的空间。方星海认为：国家安全不等于金融安全，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更不涉及中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市场份额的多少不会危及一国的金融安全。方星海指出：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前上海金融业的解放思想，解放什么？他认为就是要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格局下，破解现行体制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难题。

　　一年，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在上海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城市编年史上更是微不足道。但历史不因个别事件的渺小而将其埋没，反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显现出其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