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次年，1979年10月4日，中信集团(原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荣毅仁先生亲手创办。

　　1988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公司（中信兴业前身）以及中信实业银行（中信银行前身）上海分行正式开业，标志着中信集团正式进驻上海。

　　这片广袤的天地、这片开发开放的热土，为中信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中信集团“金融加实业”的经营优势和国际化视野，也为上海的经济腾飞增添了助力。

　　那么，在中信集团的发展历程中，进驻上海这一步究竟有何意义？在推动上海实现经济外向型目标的转型过程中，中信集团如何发挥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炯接受了专访。

　　历史选择了中信，中信没有辜负历史

　　记者：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信在上海30周年，在这一历史时刻回顾过往，您如何看待和评价中信集团在上海的发展之路？

　　王炯：中信集团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同志于1979年创办的。可以说，中信集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信集团。在改革开放初期，中信在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我认为，历史选择了中信，中信没有辜负历史。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也是中信集团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荣毅仁老董事长选择中信在1988年进入上海，主要看重的是上海的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大家都知道，荣毅仁老董事长有一个实业报国的情怀，在上海更多是希望寻求在实业中能够有所发展。这30年，我们也都是在践行着老董事长的教诲，尽心竭力为上海发展提供急需的资金支持，有针对性地投资一些重大项目，为上海经济发展、浦东开发开放和金融中心建设，认真工作、努力奋斗、多做贡献。在此过程中，中信集团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中信在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对于中信的信任、厚爱和支持。中信也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上海的30年，中信涉足领域遍布金融、产业、服务业以及消费领域。比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30年来在整个上海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累计投放的贷款超过1万亿元，同时上缴税收近70亿；中信证券为上海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合计超过1000亿；中信信托在上海设立信托项目总规模接近1700亿；中信在房地产开发方面的总面积近500万平方米。

　　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

　　记者：中信集团在上海的30年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败的教训，您能否分享一二，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谈您的感悟？

　　王炯：中信在上海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国内新的商业模式，还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比如，1993年中信泰富到上海与上海隧道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参与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桥两隧”，也就是上海的杨浦、徐浦和南浦大桥以及延安东路隧道和打浦路隧道。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典型的BOT模式，就是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去引进外部资本投资，通过基础设施的经营让投资者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模式，当时在国内是很创新的，可以说，对于现在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开发，中信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案例和经验。

　　再比如，我们的中信证券大家都知道，但其实中信证券的前身是原来的中信上海信托投资公司。1991年，中信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上海证交所的第一批会员，有三个营业部，中信证券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还有房地产领域，比如中信参与的旧城改造，中信参与建设的青浦特色小镇和陆家嘴滨江船厂项目的开发和改造，中信参与的城市综合体建设等等，得到很多业内高度赞赏，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模式。

　　但不可否认，我们在发展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4年，中信上海公司在参与国际期货业务时，在伦敦LME期铜业务上损失而造成的美元债务有近4000万美元，国内人民币债务有近6000万元，而当时中信上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只有1个亿。我记得，那时候国务院总理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信公司高度重视，解决相关问题。

　　这个案例也让我想起荣毅仁老董事长一直教导我们的，中信公司应该做什么？中信公司是做投资的，不是做投机的，而国际期货铜的教训，实际上是带有投机性质的，这个教训也是非常的深刻。我们因此吸取了教训，在投资中坚持回归本源，避免投机。

　　无论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总结的，可以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砥砺奋进的光辉岁月

　　记者：您作为一个上海人，在中信上海公司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能否谈谈您在上海期间主持推进大榭岛、成渝高速公路等“一岛三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作的相关情况？

　　王炯：事实上，中信上海公司对这几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在1994年上海公司出了国际期货事件之后。我们经过了三年多的调整，重新确立了公司的发展战略。

　　在投资区域上，我们做了一些论证和分析，首先做出了投资成渝高速公路的决定。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12月26号，我们在重庆签订了协议，以26亿元人民币收购了重庆成渝高速公路49%的股权。但是26亿的投资规模对于当时的中信上海公司来讲，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企业的现金不足1个亿，但是我感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尤其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当时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所以投资当地基础设施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事实证明，我们从1999年到2010年完成了三条路的投资，成渝路、渝黔路、重庆沿江高速，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公司本身也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是负责成片开发大榭岛。大榭岛是一座面积36平方公里的小岛，也是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荣董事长高瞻远瞩，提议由中信公司对大榭岛进行成片开发，这也是他离开中信公司前做出的最后一项决定。1993年3月，国务院同意中信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中信公司设立中信大榭开发公司，这也是我国首个由企业负责开发建设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根据公司安排，由我担任大榭岛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当时公司的条件非常艰苦，资金不足。我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大榭岛的规划进行调整。这需要很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那个时候开发公司并没有那么多钱，连请城市规划单位修正设计方案的钱都没有。我们想尽办法，最后请到了上海城市规划院退休的老院长，利用周末的时间来为我们调整规划方案，节约每一分钱把事办好。第二件事是建设大榭岛的基础设施。当时大榭岛的条件非常艰苦，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调研以后，我认为必须基础设施先行，所以先修建了环岛公路和变电站，又把原水引进来。在具备了开发的基础条件之后，我们进一步确定了产业定位，提出了利用大榭岛的天然良港优势，发展石油、化工、能源的深加工和中转基地的决定。到2006年，大榭岛的产业定位逐步清晰，已经建成为国家级的石油能源加工的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这对于大榭岛后续开发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当然，大榭岛的开发建设也离不开宁波市的大力支持，到2012年我们进行有序的退出，让大榭岛回归宁波市。一个开发了近20年的岛，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时大榭岛的整体财政收入已经过百亿了，对比1993年仅为400万人民币，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双赢的合作案例。中信公司的综合实力、发展理念、办事风格和产业导入，与大榭岛的天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有机结合，中信公司与浙江省、宁波市的密切合作，这都是大榭岛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这座荒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践行国家战略，服务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皖经济生态圈

　　记者：今年是中信在上海30周年。展望未来，您认为未来中信在上海的公司应该对上海的实体经济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如何促进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王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信在上海的发展面临一个相当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十九大之后，中信集团提出了新的使命，就是“做强做优做大，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我认为，这与上海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以及“四大品牌”的发展理念，有很高的契合度。上海是我们中信在发展布局中非常重视的一块宝地，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多的围绕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围绕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皖经济生态圈，在产业、金融、科技、农业、服务等多个领域里寻求新的合作机遇，为上海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我们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