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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南京”自建房网的邵角坐在记者的对面，他看起来是一个“平静”的年轻人，虽然很难被猜出实际的年龄。他看起来似乎与很多民间组织和活动的核心人物不一样，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并没有怎么表现出傲慢和夸夸其谈。
或许连他和他的朋友们也无法真正说清，公布“民间版”房价成本清单的用意及其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12月19日，一张名为“南
清单对南京河西地区24个楼盘的土地成本、建安成本、配套建设费用、开发商的运营成本作了公布；最新又披露了城中地区9个地块上的各项目成本。而这两张表格的数据显示：河西和城中地区的一些项目利润是很高的，因为有的项目每平米的土地成本在千元之内，而销售单价却高达七、八千元。就算有的项目拿地成本在二、三千元，销售单价在五、六千元，但相对固定的其它成本支出使之仍有可观的利润空间。
面对这张“民间版”的房价成本清单，南京多数开发商抱团反对，理由是计算依据的数据准确程度有待考证；而网络论坛里的公众大多对邵角和他的朋友们的作为抱支持和鼓励的心态；另外一些相关的业内人士则对此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值得肯定，有的认为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认为有“误导”公众的嫌疑……
邵角把正负各面的多方言论都贴到他们在网上的交流平台——“我爱南京”自建房网和“博客西祠”的论坛上面。这是记者认为邵角看起来很“平静”的原因——他似乎并不偏执，很愿意接受不同的声音。
未来邵角和他的朋友们还计划公布南京楼市其他片区的价格成本；下一个目标是江宁和城南地区。而记者就此采访到的一些业内人士，对于公布“房价成本”的意义也表示不同的看法。
从事过多年地产价格研究的中国社科院东欧与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晓慧认为，不管房屋的成本如何，其价格最终还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所以她对于这张清单的数据依据并不追问，而认为价格的偏高或偏低是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的反映。
搜房研究院研究总监汪勇虽然置疑了数据的来源是否准确可靠，不过他认为这是应该受到肯定的民间行为。根据研究院的一些经验，即便声明了只作为研究之用，对于关乎企业利润的一些数据，谨慎的开发商们仍是三缄其口的。
为了回应开发商对于清单“专业性”的质疑，邵角表示：“如果觉得我们不够专业，请公布专业的成本清单。”
为什么对于其他一些“暴利”行业，民间鲜有要其“公布成本”的呼声，而这样的状况却出现在房地产业？汪勇认为还是由于房子关系到公众最直接的居住需求，而且其总价太高了。而且开发商在提供房地产产品的过程中获得了利润，却没有承担与利润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也造就了公众的不满情绪，才会出现了民间的“挑战势力”。
其实邵角和他的朋友们的结识，是在一起组织和参与“南京自建房”活动的过程中。在逝去的2005年上半年，几乎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自建房”热--在北京，是业内人人熟知的于凌罡，他对于集资建房的倡导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但真正火热的运作是在2004年底到2005年上半年。去年夏天拿芍药居地块失败后，曾传出他要和万通冯仑和另外一些地产“大腕”的合作，但到后来不知怎的都不了了之；至今已经很难听到零星半点关于他个人集资建房的新动向了。
“我爱南京”自建房组织的“光辉岁月”也在去年上半年，报名的公众曾达一千多人。谈及自建房运动，邵角坦言：“从去年七月至今，几乎处在停滞状态。”
在记者面前邵角多次说到，南京自建房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很多都是“业内人士”：有开发公司的内部员工，有在地产网站的工作人员，有从事一手和二手市场的销售人员等等。最初的发起动力是，大家在闲聊的时候说到，现在的开发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太差，“性价比”经不起考验，就连一些在南京开发的知名企业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就萌发了要“自己动手，建设美好家园”的想法。“这与别的城市更多地出于对高房价的抗衡而发起自建房法动有所不同。”邵角说。
对于轰轰烈烈的“自建房”运动后来几乎陷于停滞的原因，邵角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些政策上的限制。他们不想以上海的自建房组织“家圆”的注册公司模式来运作，而决定采用“住宅合作社”的形式。但是这种法人形式，需要除民政局之外的另外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南京市建委、房产局、国土局这三个相关单位，没有一个有“掺和”进来的意思。住宅合作社成立不了，更别谈之后同样困难的集资、拿地、建设等程序了。
当记者提出能否跟组织中的相关律师谈一谈，以了解为什么合作建房难以操作的原因时，邵角表示他们的组织中没有专门的律师，而相关的人员在政府机构任职，他们的职业立场使他们不适合发表言论。
北京仁和律师事物所孟宪生律师，曾经在于凌罡集资建房运动前期给过很多建议。他说：“我和各地的很多合作建房发起人都聊过，最后认为导致合作建房很难成功的原因并不在法律和政策层面，而关键在于组织本身的制度。”
集资建房要把若干个独立的个体组织起来，让这些人表达共同的意愿，包括要集中资金，统一民意，合理分配，所有的环节都要和谐运行，这确实需要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政府对待集资建房的态度是明智的，就算是政策鼓励，集资建房也不一定建得起来。”孟宪生说。
而导致自建房组织效率不够集约的原因在于，虽然看似有一两个核心人物，但是参与组织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平等的个体，有平等参与决议的权益。这样的组织最讲“民主”，但最后民主被滥用了。比如说为决定采用一个方案进行投票，应该是由专业人士提出几个方案，民主是在其中选优，而不是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否则就很难统一。
自建房运动遭受挫折之后，“虽然活动遭遇冰川期，但是我们的组织还很活跃。自建房运动早期的激情带来公众对我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我们而言就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邵角说：“我们组织的角色正在向公益性社会机构转化，发布成本清单只是我们为指导老百姓实实在在买房做的第一件事，目前我们正在谈与‘市民大学堂’的合作，打算作一些教老百姓如何买房的讲座。另外明年我们致力于做一个网站，会列出所有楼盘的点评。但这与门户网站不同，我们是不跟开发商要广告的，所以我们的立场会比较中立。”
孟宪生认为，不管由政府物价部门还是民间在作“房价成本”的发布，其清单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政府既然决定了在房地产产品的价格上让开发商主动定价，那么他可以了解这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和利润，但是即使发布也很难改变价格。因为信息的透明无法很大地改变供求关系。民间组织来做“成本发布”的积极意义在于，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正在努力尝试改变博弈过程中的不利地位。
“政府要控制这个行业的利润可以通过征税环节来调节，如果开发商每平米涨一百元却要为此多交几百万的税，反而压缩了利润空间，那么企业自然不敢随意涨价了。目前的问题是税收制度的执行不够好。”孟宪生说。
虽然在水、电、煤气、油(不一定是政府指导价，可以查一查)等关乎百姓生活又属于垄断行业的物资领域，都是采用政府指导价，但与之有相似性质的地产行业采用的却是企业自主定价。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这个行业即使开发企业众多，却仍带有垄断色彩，而住房又直接与百姓的生活关联。孟宪生认为，虽然从福利分房向纯市场经济的过度看起来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是政府正在逐步修正，比如说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探索廉租房制度，使社会保障体系的归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的归市场。
当堂·吉诃德骑马冲向风车的时候，有多少读者认为他是勇士？有意见认为自建房、房价清单等等是高房价的畸形产物，孟宪生却乐观地表示：合作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垄断市场必定有分处强势和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合作起来与公司制企业抗衡以改变博弈过程中的不利地位，是平衡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但是合作经济需要逐渐地成熟，目前的困境可以使他们冷静下来思考怎么更好地去规范他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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